（一）

在生态审美与生态书写中，地方性属性和位置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视域和维度，这是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命定的东西。你说出的是“这一个”，“这一种”或“亚种”，而不是一种集合性的生命符号、隐喻和它的转喻，就像地球上没有“水果”——只有湖南水蜜桃、东莞糯米糍荔枝、新疆哈密瓜一样。它要求书写者无限地趋近具体的生命本真的状态——它在“系统”中的坐标、“时间”的参与性及结果，以及言说者与这一个“审美”自然母体的当下性和体验性——彼此凝视的交互与对话过程，而不是转移和挪用，更是不能通过“意义”来改装和过渡。

我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北岛”，方圆也就七、八公里或更小，它是珠江支流东江的多众南支流围成的“北岛”和“龙湾岛”，但正是这一个在地图上都无法标示的“小地方”，却有无数的生命在此繁衍生息，并与人类生活互相干涉和共存。作为一个人类的中年“散步家”，我“发现”了不一样的“生命智慧”和“生命奇迹”，它成为了我润染于纸上的“诗意”。譬如，我会写《龙湾岛的接受美学》《位置学》——自然的大界与小界对更生猛的生命灵长——人类的文明与造化的兼容和逸出，它存在的本身就建构了一种生物系统链的变异和新的“自恰”。还有，我会写外来物种《微甘菊传》和《缓慢移动的福寿螺》，它的亢奋与演进，它的无畏与绞杀，它的抗议与选择、逃离与坚持，仍至绝处逢生。这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认同与礼赞。

（二）

生态诗歌写作是一种对生命独特性因子的捕捉和锁定，它是是生命成因的族谱的进化史、生长感与环境学的综合呈现，是自然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重新关照。它是一种对往昔修辞学的警惕和清厘，一种更开放式的表达生成。在生态诗歌作品中，人不是最高、最终利益和价值的审视者、裁判者，这是一种文学模型的预设边界和桩石。它当然是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但它是对“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学的主体性的修正和让出，但不是消解人的“能动性”，而是让这种人的“能动性”不至于让“整体系统”受损，最终让自然和人的对抗性愈演愈烈，以至无法修复。

在东莞“北岛”不远的另一条河流上，有一座海心沙岛，一个著名的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在诗歌《在海心沙岛》中，我看见了人类绿色实践的诚恳，生态审美视域下的“城市垃圾”又重新干净地回到土壤和天空。垃圾，这个“文而化之”、充满了认识偏见的词又重获新生。就像我另一首诗《论渡渡鸟的复活中》所表达的一样——要用非人类主义的眼光、语气/删除嘲讽、偏见、冷漠和占有欲/要像自然学作家大卫·达曼/重申“渡渡”是一种拟声词/像邻居家给孩子取名：“乖乖”“珍珍”“胖胖”/或者“兔兔”“突突”“嘟嘟”。复活渡渡鸟，首先要从一句“谚语开始意义重构与再植”，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三）

我不止一次地和朋友们走进东江“北岛”田野和湿地，走进它的的白昼与夜色，和他们带领的孩子们一起，亲近鸟类、昆虫、植物，学习夜观和丰富自己几乎空白的博物学知识。在北岛的小暑夜，我将写下一串虫名——深度睡眠中的蜻蜓/练习热恋的二星蝽/等候捕食的食蚜蝇/打扮成草鞋的蚰蜒/佯装的竹节虫，静坐于树叶之上/不结网的白额高脚蛛，走出家门/提前开始了它的雷霆行动（《小暑夜，我将写下一串虫名》）。在“北岛”，我还写下了像牛哞一样在下水道等阴湿管口歌唱的花狭口蛙，在土层深处卓越发声、不知疲倦的螽斯和蝼蛄，身上长满钉刺的美丽异木棉带着不可磨灭的前尘故事，观察每一粒种子花样百出的降落方式和“陈仓暗渡”，我甚至想到为只有在咸淡水交汇处生长，最后化身为席、为篓篮、为绳辫的莞草写志（《莞草志》），为红树林里归来的黑脸琵鹭和河水岸返回的蟛蜞们欢呼，更为生态指示性水产物种蟛蜞家族悲壮的一生叫屈鸣冤……

而这这一切，都存在于我的经验和体察之外，我甚至要穿过成语中隐藏的律涌桥，要穿过城市更新后命名的彭辣村，要等侯数日，自然导师从另一片森林公园里归来，在去道滘镇的北岛夜观时，顺便捎上我。如果你看见了变色树蜥/请给它足够的甲虫、蜘蛛、蟋蟀、草猛/还有树叶上可以吸食的水珠和露/不要喧哗和尖叫//每一只多余的手/从来不会让自然增加一份喜悦和安静（《如果你看见了变色树蜥》）

在这一个地理与生物学意义的“北岛”上，有充满意外的徙步发现，也有暗含通往诗学之岛的审美野径和天然机趣。

（四)

我也会写大海之远，天空之高，这都是生命的飞翔、沉潜之所。所有自然风暴的源头在人类的头脑认知中，也在一次远方翅膀的噏动中。但我们无法走进大海的心脏，天空的穹顶。生命的邻居就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从《灭绝的鸟类清单》（组诗）中检视我们过度的占有欲和功利心，从鲸起鲸落的故事里唤醒我们尚未消失的悲悯和美美其美的美德（《海豚望月》），思考我们为什么还在心无旁鹜地射击和海钓？

无数的远方已经在吁请和告急，生态诗歌只是献出它应有的一颗初心：和这个世界同频同在，伸出你我的臂膀，拥抱并热爱这个世界。

2022年10月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