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本文引述史实和各方引文材料等都来自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出版集团在2011年出版的戴茂林、赵晓光著作的《高岗传》第十七章“南方之行”、第十八章“七届四中全会”。
“高岗于1953年10月3日-11月2日的南方之行，可谓其人生旅途的最后风光。”两位传记作家写道。
高岗的这次南方之行，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干部休假制度的规定》所进行的一次正常休假。
在这次南方之行中，高岗与同样正在杭州疗伤的林彪有过几次相聚会谈。在这次密谈中，林彪是支持高岗的意见的。
同时，在杭州，10月24日中午，高岗在住处设宴招待了陈正人、马洪、赵德尊等八人。后面在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时，这八人的聚会被说成是研究如何反党的八人会议。
10月24日晚上，高岗来到了广州，在广州高岗与陶铸、叶剑英、谭政等进行了多次会谈，散步了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
在高岗看来，一个月的南方之行是收获颇丰的。但是，早在这次南方之行的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发现了高岗的不正常的活动。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的问题的严重性。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是高岗的政治生涯的一次重要的转折。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要级人物的支持，欲把刘少奇拉下来。但是，在这个会议后，高岗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对于自己是极端不满的。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抛出的“两个司令部”的论断。
从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
进入1954年，毛泽东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会谈中，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
就在毛泽东彻底解决高饶问题的决心已定，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筹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刘少奇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时，高岗乱了阵脚，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
但是，毛泽东不愿与高岗面谈，这个时候，高岗还未完全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
于是，高岗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与解释。
1954年2月6-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刘少奇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在这份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同志反复讨论和修改后形成的报告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从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出发来认识高饶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是从防止某些党的高级干部成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战略高度来解决高饶问题的。
而高岗和饶漱石在会议上的检讨，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