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劳动仲裁案代理经过
——于某v.环保公司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6月1日，于某入职环保公司，任工程总监，工资40000元/月，试用期工资32000元/月。于某工作半个月后，公司认为于某不能胜任岗位要求，辞退于某。公司同意支付其半个月工资，而于某要求公司另外支付半个月经济补偿金，经反复协商，公司同意支付半个月补偿，但于某并未到公司办理离职及工资领取手续。后，于某向朝阳劳动争议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二、委托与核实
我作为公司方委托人代理本案。
经查阅仲裁申请书，于某的仲裁申请包括三项，一是半个月工资18000元，二是出差报销款1600元，三是一个月的经济赔偿金36000元。
经向公司了解，于某入职公司半个月，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称于某因不符合公司录用条件而被辞退，但公司并未在招聘于某时设置具体的录用条件，而且于某被辞退后，并未与公司签订任何离职协议。
经查看公司相关负责人与于某关于离职的微信聊天记录，于某工资为40000元/月，试用期32000元/月，双方对于补偿未达成一致，但对于辞退本身，于某并未明确表示不同意。
三、证据交换
确定代理关系后的第三天，就是证据交换时间。由于我之前仅代理过一个劳动争议的案件，当时是在大兴仲裁委，没有证据交换环节，因此，这次想当然的以为，不用按照证据交换的时间提交证据，仅取回了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但是，后来经打听，朝阳仲裁委设置证据交换程序，对于未在举证期提交证据的，开庭期间亦不得提交证据。
但是，申请人主张试用期工资为36000元/月，高于实际工资，由于我方未提交证据，仲裁委很可能会采信申请人证据。
另外，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并未完整呈现关于离职的沟通过程。通观申请人的证据，对我方非常不利。
这是我的工作失误。
四、庭前调查
经我查询，如果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员工的薪酬标准，法院将采信员工的主张。如果公司不能证明辞退员工的合法性，朝阳法院将认定为公司违法解除合同，公司应支付经济赔偿金。
从这两个方面看，我方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
五、庭审策略
如果正常开庭，我会当庭提出证据；如果仲裁委或申请人不接受，我将要求查看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原件，要求申请人出示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如果对方不出示，而且我方被仲裁委判败诉，我方可向基层法院起诉，或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五种情形“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向中级法院申请撤销。
另外，如果仲裁委接受我方提交的证据，而判定我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我方将支付：14000+24000=38000。（14000是半个月（10个工作日）的工资，24000是北京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
如果认为我方与申请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我方将支付：14000+24000/2=26000。
综合判断，支持赔偿金的概率较大。那么如果能够调解，可以考虑以补偿金作为调解的条件。
六、开庭
根据当事人的介绍，我认为申请人同意调解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开庭前，我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如何正常开庭，而未过多考虑调解。但是万一申请人同意呢，所以，开庭前还是跟委托人确认了一下，如果调解，是否同意按照补偿金的标准，委托人表示可以。
开庭的时候，仲裁员问是否同意调解，申请人态度还不错，说可以调解，申请人律师说就按照申请书的赔偿金的一半吧，我提出，那个数额（16000）高于法律规定，需要下调，就按照法律规定的上限（12000），对方律师说，那就28000吧（16000+12000）。我说需要询问委托人。我便走出法庭，准备与委托人打电话，这时，仲裁员也走出来跟我说，“其实这个方案对公司是很划算的，因为，今年那个上限标准其实已经调高了，不是24000，而是变成了统一口径31000了”，并给我找出相关法规。我跟委托人通了电话，他竟然也同意了。
下面就是签订调解书了。
七、总结
《教父》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将给他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很多情况下，这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就是惨痛的代价，比如重大经济损失，甚至死亡。从事律师业务，当然不会威逼利诱，触犯法律或违反职业道德。但是，有一点应当学习教父，即是，给对方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并且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
我做完这个案子，竟然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并不是因为这个结果不好，其实，这个结果是比较公平的，甚至可以说，从长远看（一审或二审），对公司是更有利的。但是，我认为，我有几个方面没有做好。
第一是，对朝阳仲裁委太不了解，而且不能及时补救。当时交换证据的时候，仲裁员明确说，过期不候，而我依然未提交。其实，那个时候，可以当场咨询同行，还是来得及的。但是，我没有做，而是第二天才再了解。
第二是，当庭没有与同事做好分工。我跟同事一起出庭，因为整个案子一直是我在处理，我很熟悉，而她实际上对本案并不太了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庭上，她却代替我的位置，提出问题，表达意见。而我没有制止。一方面是，前面没有沟通好，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信心。
第三是，经验不足，临场应变不够灵活，前期工作不充分不周全，这也是没有信心的原因。我自认为，对正常走庭审的事项，考虑的还算周全。但是对调解却没太多考虑。仅仅要求金额“下调”，对下调多少，以及为什么，对对方有什么好处，他为什么接受，这些问题都没有想好，这就注定，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协议或方案。如果再来一次呢？
首先，调解是庭审的一部分，不能仅仅想好如何正常开庭，而不考虑如何调解。调解，从结果上看只是一个最终的数额，但其实，它背后有一套方案，只是没有落在纸面上而已。我方提出一个最低价，对方直接接受了，这自然不需要什么方案或解释，但往往，对方不会轻易接受一个最低价。但是，一个负责人的受托人，一定要先出一个最低价，为委托人争取到一个最好的交易。这个最低价，不一定公平，但是即便如此，也要有一套可供对方思考的“条件”或内心愿意接受的理由。不先提出最低价，那么达成的协议肯定不是对我方最有利的，因为没有试探出对方的底线。
其次，调解方案需要有层次，需要有细节，需要经过计算，需要有基础标准。过程很重要，这对律师能力的锻炼重要，同时对委托人的感受也很重要，如果不是最好的低廉的价格，委托人为什么对你满意呢，因为他看到你尽力。比如这个案件，如果调解，显然不能以赔偿金为基础，这样谈，倒不如直接开庭。以补偿金上下调整是比较有诚意的。即便最终按补偿金达成调解，对方肯定希望，尽量比补偿金高，我方不也应该尽量要求比补偿金低吗？所以我方报价，一定要比补偿金低，这应该在庭前就应该计算过的。这个计算过程其实也很重要，比如，半个月工资是14000，而不是16000，这就差了2000（从绝对数额看，2000不高，但占14000的将近15%了，相对而言并不低了）。不能在计算的过程中就开始调高，这是策略的问题，不然，总额出来后，对方再要求调高呢？关于调解方案的设计或构造，以后还需要多思考。
最后，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要有清楚的认识。也不要太高估对方。就这次开庭，对方的表现，实际上并未做太多功课，只是粗略的将了一个大概的数额，但是，显然是砍价的能手，或者说是经验丰富，他给出的数额一开始就很高，然后再逐步降低。这才是正常的谈判。而且似乎语带不满地说，“不能再低啦”。这是放得开的表现。
还有一点，不要轻易的问委托人或老板，除非跟对方已经谈到不能再谈了，才需要找他们拍板决定，如果每一个数额都要过问，还需要我干啥呢？所以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位，给委托人先谈一个不错的条件，这才算得上尽职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