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水浒

梁山青山书院院长、山东忠义文化传媒执行董事  李维东

内容摘要：《水浒传》作为一部古代举世著名的文学作品，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不同社会阶层的争议，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还遭受禁毁的命运。如何看待和评价它的思想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水浒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作为梁山人，先祖李青山更是至死践行水浒模式的超级粉丝，本人由多年的思考与感悟中，得出了“《水浒传》是在忠义精神引领下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稳定的艰难探索”这一新的结论，其对后世的影响和主流思想倾向是积极的，但这也一直是很多人对它所诟病的重要原因。小说期待通过忠义观念引领和教化力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于无形，将一切不安定因素试图通过特殊角度下忠义观念的树立与深入将其纳入到国家的正统体制之内，在国家统一的法制约束下各司其职而融入正常社会，以实现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古代读书人上念朝堂下安黎庶的大爱情怀,这种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虽然小说在某些方面带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意识和消极因素，这是由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局限决定的，而这种希望政权与社会稳定的探索和努力在几百年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关键词：水浒传，后世影响，思想倾向，社会稳定，招安报国

我们都知道《水浒传》也叫《忠义水浒传》，自元末明初诞生之日起就饱受社会各界争议（也有说它成书于明中期，这是《水浒传》版本研究的学术之争，我们只讨论它的思想倾向和影响，不涉及其它的诸如版本之争和作者之争等问题），在其成书初期的主流评价大致是得到官方认可的忠义之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李贽，就是李卓吾。在他的影响下一度涌现出大量的官方刻本，呈现出对水浒的追捧与赞扬。但到了明末尤其是崇祯后期，社会形势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外有后金虎视眈眈，内有天灾人祸，官场腐败而导致的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末政权风雨飘摇，朝廷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更为巧合的是在当时这种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在水浒一书所描写的宋江起义之地水泊梁山又发生了一次震惊朝野的农民起义——李青山起义，而且提出的口号和水浒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几乎是《水浒传》的翻版。他们在大灾之年被逼起义后借势胁招，希望接受招安为朝廷效力，以实现其封妻荫子、忠义报国的归宿。起义队伍占据以梁山为中心的有利地形，控制附近运河船闸，截断南北漕运，卡住了朝廷赖以生存的南粮北运的大运河通道，引起了朝廷对《水浒传》影响的警觉，彻底改变了对《水浒传》的看法和评价，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坏人心术、教坏百姓的“诲盗”之书，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明末大臣左懋第，还有当时的文化名流金圣叹。这两个人也都很喜欢读水浒，是水浒迷，但他们从水浒中看出的却是另外一种影响，因此金圣叹腰斩水浒，删去了招安和平叛近半内容并给这些“危害社会的乱臣贼子”设计了一个悲惨结局，以为后人之戒。左懋第就做得更绝，他以李青山起义为借口，直接上书朝廷请求禁毁《水浒传》，意图让《水浒传》消失，一字不留。疑心颇重的崇祯皇帝自然是认可了这种观点，于崇祯十五年六月下旨查禁《水浒传》，由当时的兵部尚书龚彝负责查禁事宜，开启了官方禁毁水浒的先例，一直到清末，《水浒传》均为官方禁书。

清朝灭亡后，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浪潮在中华大地风起云涌，水浒所提倡的反抗精神得到普遍的民族认同，这是有利于当时的国内形势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一百多年来，水浒一书似乎已经进入了正面导向的范畴，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浒研究呈现出一边倒的肯定，直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精神得到强化，水浒一书也备受推崇，但依旧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着，主要是宋江作为投降派代表受到批判，在当时还引发了这部书究竟是农民运动的教科书还是腐蚀剂的争论，其被引用的例证就是李青山起义。但这些争论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淡化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却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水浒社会价值的新角度。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对水浒的研究逐步呈现出相对客观和理性的趋势，各种观点不断涌现，大致表现在对思想倾向和影响、版本研究、版权归属和作者认定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又有一位叫李海滨的全国政协委员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公开提出，水浒电视剧宣扬血腥和暴力，影响维稳，应予禁止。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引起轩然大波。笔者以为，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水浒也不例外，我们用今天的思维去要求一部古代的文学作品未免太过苛刻，一方面把一部文学作品过于政治化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因为它存在一些消极和负面的因素而否定它的价值也不是对待既有文化产品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对其艺术性和教化功能进行正面的引导和取舍，使之在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同时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我们也并不否认水浒中确实存在一些极端和暴力的现象，但更多的我们应该看到这部书带给我们的警示以及这部书的深层思想倾向，不断深思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从而吸取教训，消除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根源，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常言说，对镜可以正衣冠，通史方能明兴替。历史的教训如不记取并加以规制，那么历史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这才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态度和认识。

那么，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这部书呢？显然忠义还是诲盗之争是该书最重要的焦点。此外也有发奋之作还是愤世嫉俗、英雄赞歌还是屈膝投降、替天行道还是盗匪之所、劫富济贫还是打家劫舍、农民起义教科书还是腐蚀剂等等，虽说持各种观点的人都各有依据和道理，但似乎又存在一定的偏颇和不足。笔者近年来深入研读水浒，也曾看过不少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近年来惊奇地发现这部一直被人们争论不休的举世名著更堪称是忠义精神引领下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探索之作。

关于水浒所体现出来的忠义精神和情怀古今很多人都有谈及，但对其原始意蕴尤其是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却谈的有些笼统，缺乏具体的指向与落点。而对于水浒在致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倾向与探索就更是无人谈及，甚至古今很多人反对水浒的依据就是它宣扬血腥与暴力，蛊惑动乱，影响社会稳定。以至在本人提出这个观点后，有位资深水浒研究学者就立即提出表示反对。那么，我们今天就换一种新的角度从这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下这部诞生于几百年前的旷世传奇。本文观点大多曾在近几年水浒研讨会上陆续分别做过简要阐述，也陆续发表在相关的论文集里面。此文只是将与之相关的一些内容综合到一起并做相应的引申，以更简捷地让朋友们有个大致的了解，在于抛砖引玉并希望借此推动水浒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希望对当今水浒研究的方向与定位尤其是当今忠义文化传承以及弘扬忠义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等相关工作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参考和借鉴。

首先，我们就从人们反映最强烈、争议最大的地方入手，谈一下这部书是引发社会动乱还是有益社会稳定，当然，我认为它是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水浒传》作为一部古代描写农民起义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虽然整体真实的成分并不是太高，但却是当时多种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那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诸多现实问题以及中底层社会群体的呼声。官府的穷奢极欲和严重的社会不公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从而引发了最为极端的爆发形式——农民起义，成为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也引出一个让后人极度敏感的话题：乱自上作。水浒故事的发生是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由于统治者施政措施的不当造成诸多平民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特权腐败与劳苦大众的艰难生存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引发人们改变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心理诉求，在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平复这种期待的情况下，农民起义也就成了他们铤而走险的选择。然而，即便走上了一条与贪官污吏对抗的道路，仍然不忘尽忠朝廷和报效国家的终极梦想与归宿，虽然在这条道路上布满了荆棘与艰辛，可他们却始终坚守着这样一种信念，直至慷慨赴死仍无怨无悔，不能不说这些江湖豪杰对信仰的坚守已经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自然也铸就了英雄们饱含悲剧色彩的终极命运和结局。虽然小说中所表现的许多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绝对的合理性，其实现的形式也被冠以忠义的保护伞，但仍然无法抹去人们在诉求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对其极端形式在心理上的肯定。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这种影响都是对社会稳定而言一种不和谐的音符。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济贫也罢，都是通过一种体制外的非常规手段去实施的，这无疑是对社会公权和国家法治的蔑视与挑战，也注定是难以被历代统治者看好的重要原因。当然，水浒中所描写的很大一部分情节并不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脱胎于诸多的说唱故事和演义化了的民间传说，自然也带有作者浓厚的思想倾向与感情因素，但成书后却是几百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性格组成，也是民间和官府中人直至今天学术界所争论的焦点。

《水浒传》一书所表现的情感趋向是复杂的，我们后人也许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很难真正还原作者的真实意图，但其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清楚的，那就是尽忠朝廷的必然性与惩戒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者的合理性，无论实现这种目的的方式是如何的迂回和曲折，无论在达到这种结果的过程中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都难以磨灭英雄们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勇气。这也就向我们说明了要维系一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就必须彻底消灭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滋生的土壤，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否则的话，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难免出现诸多的不稳定因素，给朝廷和统治阶层带来不同程度的麻烦和威胁。对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不难看出，这种警示作用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前些年，党内贪污腐败的野蛮滋生以及信仰和纪律约束的弱化给社会安定带来了重大隐患，不但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愤，各地发生的极端事件和社会冲突也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社会矛盾激化的影子，这和水浒一书的写作背景在某些方面都是非常相似的。诚然，我们说这些并不是来刻意描绘社会的阴暗面，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制造不稳定因素，而是在于提醒社会各方面应当对这种现实存在的弊端引起警觉，在深刻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消除这种不安定因素存在的基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引导各阶层社会力量团结起来，共同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而努力，从而实现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确实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按照水浒这部书的逻辑，北宋末年，晁盖、宋江等人不满于当时封建统治的不公和社会黑暗，在梁山泊树旗举义，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喊出了忠义双全的口号，这其中既包含了诸多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情怀与梦想及价值趋向，也体现了很大部分底层百姓的愿望与呼声。虽然他们信奉的忠义和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忠义有着形式上的差异和不同，但他们把忠义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和追求而又将义纳入于尽忠皇权的从属地位，服务于忠的大目标，试图实现维护皇权统治与社会稳定的目标，这种愚忠和梦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他们生存的年代和当时社会主流价值的局限性所确定的，也是当时社会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二百多年后，在与起义相关的说唱故事以及诸多传说的基础上，产生了这样一部举世名著《忠义水浒传》，堂而皇之地将江湖豪客的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之举引入了忠义的轨道，一度受到社会各阶层乃至朝廷的认同，使这种带有浓郁忠义之风的行为成为诸多英雄豪杰崇拜和向往的精神圣殿和心灵归宿，也给后世农民起义造成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客观地讲，正如前面所说，对于农民起义本身无论出于什么角度去评价，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都是一种反叛的力量，也是社会不稳定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而《水浒传》公然将此设置出一个寻求招安报效朝廷的目标追求，与其说是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和意图，倒不如说是作者的价值观念所在。

据有人考证，作者施耐庵曾在山东郓城以及钱塘等地做过一段时间小官，了解到很多有关宋江等人起义的传说故事，后来回到南方曾为当时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因建议张士诚寻求招安而被冷落，在回乡教书的环境中构思创作了《水浒传》。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可信，作者作为一名古代的读书人，肯定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倾向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地位的，不然也不会给那些江湖英雄去安排一个招安的结局了。他不希望看到有反朝廷的势力出现，也不希望这种势力与朝廷分庭抗礼，给社会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和更多的危害，便通过小说的形式试图塑造和建立一种为社会各阶层都能认同的的价值观念，从而将这种不稳定因素通过一种观念的引领纳入到代表国家力量的正统体制之内，以实现朝纲与社会的稳定，让政权更加巩固，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忠义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这种思想倾向下的努力和故事情节的引导不正是向人们表达他这种价值观念并通过其作品让人认同而最终实现他的目标追求吗？不就是作者为了期待政权与社会稳定所作出的探索与努力吗？因此，笔者认为，水浒的主流精神是一种忠义精神引领下期盼国家与社会稳定的表达和探索，虽然在某些方面带有一定程度旧的封建意识和滥杀无辜等消极因素，但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局限所确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思维去要求和评判古人，而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来看待，无论怎么说，这种希望政权与社会稳定的探索和努力直到今天都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水浒传》成书后是否达到了他所期待的目标呢？这还真有具体事例来佐证。二百多年之后的明末朝廷腐败不堪，天灾人祸交加，连年的旱灾致使老百姓衣食无着，生活极为艰难，以至到了人吃人的悲惨境地，但仍有见利忘义之徒屯粮不售牟取暴利，自幼生长在水浒故地梁山一带的武林豪杰李青山又效法水浒英雄打抱不平，因帮助贫民买粮而与屯粮不售的奸商发生冲突闹出人命，情势所迫带领饥民发动起义，截漕运而啸聚梁山，队伍一度达数万人，震惊朝野。然而，李青山起义后并不是想推翻明朝廷的统治，而是也想和水浒中的英雄们一样寻求招安为朝廷效力，但却最终被奸臣所欺骗并遭残忍杀害，将水浒的故事情节真正演绎到了现实生活中，成为水浒问世后真正在水泊大地上演绎的一场壮怀激烈的忠义大剧，更是一起盲从和愚忠的历史悲剧。以致此事引起很多人的惋惜，有人说，如果当时的朝廷能按承诺实现对李青山的招抚，虽然未必能挽救明朝的灭亡，但至少可以减轻朝廷很大一部分的压力和威胁。

可惜明末朝廷并没有真正考虑李青山寻求招安的诚意和希望为国家效力的迫切愿望，还为此迁怒于水浒这部书并下旨焚毁，开启了明清两代禁毁水浒的先例，甚至还差点将梁山的名字改成了“灭寇荡匪”。李青山以其悲壮的人生实践诠释了梁山忠义精神的实质和人文传承，使之成为梁山地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但对李青山起义的剿灭以致对水浒的禁毁都没有能挽救明末朝廷覆灭的命运，更未能带来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施耐庵写作水浒一书那种非常矛盾和无奈的心理，他既忠于皇帝，又痛恨朝政的黑暗，既同情农民起义，又不希望国家和社会出现动乱的局面，既期盼有像梁山好汉一样的忠臣良将出现，又寄望于朝廷统治的延续和政治的清明。作者的这种矛盾和复杂心理在水浒一书中是多有体现的，但他为追求这样一种目标所做出的难能可贵的努力与探索却是留在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给后世提供了诸多借鉴。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象水浒一书所希望的那样将一切可用的力量集聚在一起，引导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力量，使之为国家稳定与繁荣这样一个共同的大目标而努力，无论对于社会稳定还是我们今天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近代北伐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建国初期对私有企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不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取得了特殊时期内的巨大成功。

对照我们当今所面临的反腐严峻形势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水浒传》一书所体现的对社会稳定那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仍应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依旧有很多人视水浒为异端邪说，大加鞭笞，没有深入体会到施耐庵老先生的这种良苦用心，肆意曲解和歪曲其真知灼见，实在是当今社会条件下让人非常无奈的行为。问题与矛盾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关键是社会如何应对。曾几何时，中国社会拜金主义思潮泛滥，极端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如洪水猛兽撕裂着这个古老民族的思维和灵魂，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已经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我们中华民族有自我觉醒的意识和自我修正的信心与勇气，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规划出重塑信仰和整肃吏治的光明前景。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反腐惩腐的决心，有国家行之有效的巡视监察体制和不断完善的法制约束，为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一定可以得到有效遏制，我们的社会一定可以逐步向着国泰民安、政治清明的方向发展，也一定可以走出历史的周期律，在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和民族振兴的征途中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光明大道，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施耐庵老先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中意识到只有保证政权的稳定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源和基础，他心系社稷与苍生，期待用一种教化的力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于无形，将一切不安定因素试图通过忠义观念的引领纳入到国家的正统体制之内，在国家统一的法制约束下各司其职，做到人尽其用，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体现了他一生上念朝堂下安黎庶的大爱情怀，他以维护朝纲与社会稳定为终极梦想和追求，著书立说，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内耗，杜绝各种形式的资源浪费，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作者在几百年前为维护社会稳定所作的有益探索，也为我们今天开展维稳与建设等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以上是我们就水浒这部书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所谈的一些个人粗浅认识，下面再就《水浒传》的忠义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做一简要探讨。其实前面的一些叙述也在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忠义观念，作者致力于社会稳定而著书立说，这本身就是教化人心的忠义之举，更是将儒家忠义学说具体应用和诠释的一个特例。

我们说到忠义文化，在历史上山西和山东可以说是两个很有特殊代表性的地方。山西当然是指关公，关公以其忠义仁勇获封武圣人的称号，几近与孔子齐名，就民间信仰而言甚至可以说都超越了孔子，这个自古以来都没有什么争议。山东就是曲阜和梁山了，曲阜自然是说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被概括为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显然忠义占据着很重要的内容，这个也为世人所公认。但对于梁山就有很大的不同，梁山的忠义很大程度上源于《水浒传》一书的传播，虽然水浒的本名就叫《忠义水浒传》，写的也是梁山，但由于认识角度的不同，几百年来却饱受争议。也许施耐庵老先生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只是出于读书人的情怀与梦想以及对作品保护与传播的考虑，但这份忠义之心和忠义之名却都随着《水浒传》这部警世之作一直流传了下来，进而对梁山乃至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及性格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山东尤其是梁山的影响更是深远而巨大，正是由于其巨大影响很多人甚至将其读成了历史，直到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和突出的现实意义与警示作用。

关公的忠义源自儒家文化，他和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忠义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忠义观的一个代表，都是对统治阶层和社会主流规则的维护力量，也是古代人们意识中比较正统的忠义观。但水浒所表现的忠义观却是有着很大的曲折。当然，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的忠义观也不同于其本来的意义。按照传统的理解，忠义就是效忠朝廷即对皇权的绝对服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忠义原是两个互不相属的独立概念，那什么是忠呢？古人说：险不辞难、尽心于人曰忠；邪则不忠，忠则必正。以至于我们耳熟能详经常挂在嘴边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等等，其说中正无私、尽心竭力曰忠，在古代就是一种品德的体现，在现代语境下可以视为对信仰和价值的坚守，在共同的规则下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或者尽心竭力地做事就是忠。我们再看义，论语中说：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以致孔孟相继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管子则将礼义廉耻喻作四维，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们现在也常说见义勇为、义薄云天、义行天下、有情有义等等，可见义在世人心中也占有很大的分量。古代典籍中提到义的地方很多，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下各有侧重，但大致说来，笔者认为其本意可以说是一种合适的行为与规则的表述，就是说人们立身行事要遵从一定的社会规则，不能损害他人和社会，概括起来就是公正合宜、行事妥当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义既是一种涉及较广的道德观念，也是为人处世的行为表现。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说，更可见古圣先贤对品格修养和道义规则的看重与崇敬。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儒家文化逐步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忠义也逐渐连缀出现并不断地充实进诸多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内容而渐渐演化为一个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专用术语，进而发展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水浒传》中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其中既包含着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忠君的一面，同时也有“保境安民” “劫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在“义”的方面，书中对“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讴歌，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也更深刻地反映出社会道德规范的不断变化。自然，水浒中所表达的忠义与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忠义同样存在着表象的不同，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忠义是比较直观的对统治阶级的服从以及固有等级观念的维护，而水浒所体现的忠义是一种非常规状态下的迂回表达，是自身理想与尽忠皇权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这也就为后人由于认识角度不同而出现思想分歧埋下了伏笔，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争论不休。

事实上，虽然水浒文化和儒家文化从某种角度而言感觉上似乎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水浒中虽然写的是一帮江湖豪杰聚义的故事，但他们反贪官不反皇帝，希望招安为朝廷所用，这不正是儒家文化中效忠皇权忠于朝廷的目标所在吗？归根结底，水浒文化的真实意蕴还是没有脱开儒家文化的影子，就本质而言，应该属于儒家文化忠义观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样的，这里面也包含着愚忠和争勇斗狠的江湖义气等一些消极的成分，而我们今天研究它的目的就是要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发挥其中积极的成分，摈弃某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在发展，文化同样需要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并赋予其新的内涵，这样才能适应现实需要并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是有着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的。具体到忠义文化，同样如此。传统忠义文化体系中对封建皇权的愚忠和好勇斗狠的江湖义气这些消极成分显然是应该摈弃的，而其中对国家、民族、事业乃至家庭、爱情的忠贞以及正直守信、团结互助、济困扶危、见义勇为等优良品质则是新时期忠义思想所应该具备的，这在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有着具体真实的体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对忠的延伸与阐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义的提炼与升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则是传承忠义精神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也是强化忠义思想的强大支撑与保障。如果在当今社会中，让这样的忠义之风占领每个人的思想阵地和精神世界，人人讲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以及团结互助和无私奉献，人人讲相互尊重和奉公守法，又怎么会出现贪污腐败、欺行霸市乃至利欲熏心、争强斗狠呢？我们这个社会又怎么会不温馨和谐、处处春意呢？

无论水浒文化还是儒家文化，忠义都是其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重要内容，更是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石与核心，自然也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但它们又不同属于相同的文化体系，而且，忠义的概念与内涵也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而其中对封建皇权的愚忠和好勇斗狠的江湖义气显然也是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更有悖于社会文明的进步。那我们又该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我们今天这个新的时代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逐渐形成了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原则立场与核心理念，出台了一系列振兴民族文化的政策和措施，并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浓缩出我们应信奉和遵守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其中也同样闪耀着忠义思想的光辉，更是表达了我党历史上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共识。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就提出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继而又提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等批判性继承观，确立了我党早期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虽然表述不同，但其实质都是相同和一贯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发展，既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古式拿来主义，也不是否定式厚今薄古的排斥主义，而是适应时代发展并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有效转化和创新应用。因此，作为毗邻于孔孟之乡的梁山人，我们讲弘扬忠义文化，既要立足于忠义文化的本源以及水浒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传承，又要超越水浒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局限，将其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要求下来考虑，突破和摈弃古代传统忠义文化体系中的消极因素，融合现代社会特点，植入新的文化元素，构筑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忠义文化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出发，弘扬新时代忠义文化和践行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有着非常一致和相融的结合点，深入践行新时期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当今弘扬忠义文化最真实具体的表现。

弘扬水浒文化，传承忠义精神，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我们正确诠释水浒文化，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树立文化自信和彰显文化软实力的需要，也是正视现实和水浒的警示，用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展四德教育和净化社会风气的重要内容。梁山是水浒故事的发源地，更是一片忠义的热土。但梁山的忠义也并不仅仅是一部水浒写出来的文化现象，更有着真实厚重的历史承载作支撑。从五代时期忠君护国的铁枪王彦章、到张荣抗金、西竺禅师率众抗倭乃至近现代的独山歼灭战、刘邓大军抢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支持丈夫卫国戍边的好军嫂韩素云、勇斗凶顽的丁曙光等等，无不彰显和闪耀着忠义思想的光芒。尤其是明末梁山一带的武林豪杰李青山就曾效仿水浒中的宋江在大灾之年带领饥民发动起义，截漕胁招意欲报效国家，却仍然是落得一个被欺骗和遭残杀的命运，成为历史上唯一将水浒的故事情节演绎到现实生活的真实案例，使得水浒一书在明清两朝都受到官方的禁毁，还下旨对梁山“勒石清地”并意欲将梁山更名为“灭寇荡匪”，可谓梁山地域文化的杰出代表。历史的教训再一次向我们揭示了只有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引导他们各尽所能服务社会，用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武装他们的头脑，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彻底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形成一个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才能真正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也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想社会与大同世界，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说，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这对于我们今天谈新时期水浒研究和忠义文化的传承都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都应信守和遵从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更是传承忠义文化的主旨体现。无论从其本意而言还是当今社会需要，我们讲忠义文化都要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立足时代特色，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始终体现时代发展的主流和正能量，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与时俱进，发挥传统忠义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服务于当今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努力把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忠义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支撑和精神力量，这才是新时期弘扬与传承忠义文化的意义所在，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研究水浒文化的目标所在。

作者介绍：李维东 字秋实、承之，笔名流星，自号无用书生，室称春秋堂、怡心斋，函授大专学历，注册心理咨询师、高级婚姻指导师，生于1969年1月，山东梁山人。梁山青山书院院长、山东忠义文化传媒执行董事，优秀传统文化讲师、研学旅行和家庭教育指导师、山东省创新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库暨山东创促中心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组成员、济宁市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梁山县地方史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水浒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沿黄诗联学会副会长、梁山诗联学会副会长、名家与新闻杂志社特约记者等。曾主编或参编出版多部书刊，著有个人诗文集《水梦瑶》、主编出版《运河枭雄李青山》《博文选萃》《国学启蒙选读》等书，协助编选《梁山诗词楹联选》，在各级媒体发表作品三百余篇（首）。爱好写作、法律、心理学、中医和书法，做过教师、工人、兼职记者、广告策划、普通案件代理人等。曾为数百起民事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或代理服务，有百余件成功心理危机干预指导案例，帮助诸多家庭和个人摆脱了情感危机，为推动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疏导机制的健全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有效的努力。

近年来致力于各类文化交流和社会公益活动，钟情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关注地域文化、姓氏文化特别是李氏文化和忠义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多次参加全国及各类大型学术交流并作主题演讲。积极倡议并组织实施了为梁山武林豪杰、明末山东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李青山树碑立传的工作，圆满完成李青山起义纪念碑的建设和《运河枭雄李青山》一书的出版，填补了梁山地域文化和历史研究的空白，丰富了水浒文化和梁山忠义文化的思想内涵，与青山书院成立分别列入当年度县域大事并载入山东省情资料库和2015、2016年版《济宁年鉴》以及新编《梁山县志》，同时入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创造性提出了立足传统忠义文化传承，坚持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突破固有时代局限，融入新的文化元素，构建具有时代特色忠义文化价值体系的观点，对弘扬忠义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水浒传》是忠义精神引领下致力社会稳定的探索之作，受到学术界和业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在李青山起义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历史定位以及地域文化相关研究等方面作出了独创性贡献，也是唯一深入研究并系统完善李青山起义相关史料的民间传统文化爱好者与实践者。

作为一名破产企业职工，他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坚守在民间公益文化建设第一线，2015年7月创办梁山青山书院和山东忠义文化传媒并筹建了当地第一个民间国学讲堂和公益图书室，多次组织地域和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及相关读书研学交流活动。2017年举办纪念李青山起义375周年暨忠义文化研讨会和书画展，2019年5月开创“忠义梁山研学游”项目并启动首届忠义梁山研学之旅，举办新时期书院建设与忠义文化传承系列主题研学交流实践活动，为梁山研学游和地域文化传承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其事迹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并被全国一百余家媒体转载报道，被评为全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师和山东省城市榜样、济宁市百佳书香最美家庭和优秀农家书屋与管理员以及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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