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船的探照灯刺破千米深的黑暗时，那枚怀表正悬在沉船的舷窗旁，像一粒被时间遗忘的星辰。
小林趴在观察舱前，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玻璃。屏幕上，机械臂的钳爪正小心翼翼地靠近那团模糊的金属光泽——三天前，“深海之眼”探测器传回的影像里，这枚银质怀表在暗流中微微晃动，表盘的蓝宝石玻璃裂了蛛网，指针却诡异地凝固在一个角度：短针指3，长针指17，三点十七分。
“稳住，左边一点……对，夹住表链。”耳机里传来老陈的声音，带着水下作业特有的电流杂音。老陈是打捞队的队长，干这行三十年，见过沉船里的金币、手枪、孩童的布偶，却没见过百年后还“停”得这么整齐的怀表。“小心表盖，别碰坏了。”
机械爪缓缓升起，怀表离开它沉睡百年的黑暗。当它被提出水面，搁在实验室的白色操作台上时，小林才看清它的模样：直径四厘米的银质表壳，边缘有细密的缠枝纹，背面刻着一艘扬帆的小船，船帆上隐约有个“A”字。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表盖内侧，用极小的花体字刻着三个字，氧化的铜绿让字迹有些模糊，但仔细辨认，能看出是：“致安娜”。
“1912年的沉船，‘海鸥号’，英国商船，”老陈翻着泛黄的档案，“当年4月从南安普顿出发，原定去纽约，中途遇上风暴，在北大西洋失联，船上127人，无一生还。”他顿了顿，指着档案里的一张乘客名单复印件，“你看，这里有个亚瑟·格兰特，机械师，年龄28岁。”
小林的手指拂过怀表的表盖，冰凉的金属下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温度。她想起探测器传回的影像：怀表悬在舷窗旁，而舷窗里，隐约能看到一只手的轮廓，像是有人曾死死抓着窗框，最终无力垂下。那只手，会是亚瑟·格兰特吗？而“安娜”，又是谁？
档案室在市立图书馆的三楼，积满灰尘的铁柜里藏着一百年前的港口记录。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听小林问起1912年的“海鸥号”和叫安娜的女人，推了推眼镜：“安娜……等一下，好像有这么个人。”她从最底层的柜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标签写着“港口常客——未具名女士”。
纸袋里是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还有一本泛黄的日记。照片上的女人穿着1910年代的长裙，站在南安普顿港口的防波堤上，海风扬起她的裙摆和麻花辫，手里攥着一块手帕，眼睛望着远方的海平面。最早的一张是1912年5月，她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最晚的一张是1968年，她坐在轮椅上，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皱纹，却依然望着大海，只是手里多了一根拐杖。
日记的字迹从娟秀变得颤抖，墨水从蓝黑变成灰黑。小林翻开第一页，日期是1912年4月15日，“海鸥号”原定抵达纽约的日子。
“亚瑟说，等他回来，就用船上带回的咖啡豆煮咖啡给我喝。他走的时候，把他祖父传下来的怀表给了我，说‘让它替我数着日子，等我’。表盖里刻了我的名字，他说那是‘时间的承诺’。可今天港口的船都靠岸了，没有‘海鸥号’。”
下一页是4月20日：“船长说风暴太大，可能延误。亚瑟会没事的，他那么会修机器，连怀表的齿轮都能拆了重装，怎么会让自己有事？”
5月10日：“报纸说‘海鸥号’失联了。港口的人都在议论，说可能沉了。我不信。亚瑟说过三点十七分的阳光最好看，等他回来，我们要在那个时候去海边散步。他不会食言的。”
日记断断续续记到1972年，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字迹歪歪扭扭，墨水洇开了一片：“今天三点十七分，海还是蓝的。”旁边贴着一张小纸条，是港口钟表匠的收据，日期是1971年，项目是“修理旧怀表”——不是小林手里这枚，而是另一块。
“她每天都来，”老太太的声音带着回忆，“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雷打不动。我们都叫她‘等海的安娜’。她总坐在港口的老灯塔下，带着一个布包，里面有块旧怀表——后来表针坏了，她就每天看港口的钟楼。一到三点十七分，她就站起来，朝大海挥挥手，好像在跟谁打招呼。”老太太叹了口气，“我们都知道‘海鸥号’沉了，劝过她，可她不听。她说，亚瑟会回来的，他答应过。”
小林突然想起怀表的指针——三点十七分。原来不是停摆，是亚瑟和安娜的约定。
1912年的春天，南安普顿的港口开满了风信子。亚瑟·格兰特第一次见到安娜·怀特，就是在码头的花摊前。她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蹲在地上挑花，阳光落在她的发梢，像撒了一把金粉。亚瑟刚修好了花摊老板的座钟，老板塞给他一束风信子当谢礼，他红着脸递过去：“小姐，你的裙子和这花很配。”
安娜接过花，笑了：“谢谢。我叫安娜，在码头的钟表店帮忙。”
亚瑟的脸更红了。他是“海鸥号”的机械师，刚结束上一趟航行，下一趟要去纽约，三个月后回来。那天下午，他们沿着港口走了很久，从钟楼走到防波堤，钟楼敲响三点十七分时，安娜突然停下来：“你看，这个时间的阳光正好照在海面上，像碎金子。”她转头看亚瑟，眼睛亮晶晶的，“等你回来，我们在这个时间来看海，好不好？”
亚瑟用力点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打开表盖，里面是他自己刻的小船：“这是我祖父的怀表，送给你。”他指着表盖内侧，那里原本是空的，“等我回来，我要在这里刻上你的名字，让它替我们记住时间。”
安娜把怀表贴在胸口，暖烘烘的。“不用等回来，”她踮起脚尖，在他耳边轻声说，“现在就刻吧。”
后来，亚瑟真的在表盖内侧刻了“致安娜”三个字。他说：“等我到了纽约，就给你写信，告诉你那边的海是什么颜色。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在三点十七分的时候，让牧师宣布我们是夫妻。”
1912年4月10日，“海鸥号”起航。安娜去送他，站在码头，手里攥着那枚怀表。亚瑟站在甲板上，朝她挥手，阳光正好照在海面上，碎金一样。船鸣笛时，安娜打开怀表，指针指向三点十七分。
她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看这个时间。
风暴来得很突然。4月16日深夜，北大西洋的海浪像愤怒的巨兽，拍打着“海鸥号”的船身。亚瑟正在机房检查引擎，突然一声巨响，船身剧烈倾斜，海水从裂缝里涌进来。警报声、尖叫声、哭喊声混在一起，甲板上乱成一团。
“快！去救生艇！”大副在喊。亚瑟抓起工具箱，却想起什么，转身跑回船舱——他的行李箱里，有给安娜买的纽约地图，还有一块新的蓝宝石玻璃，准备回来给她换怀表的表镜。
海水已经漫到膝盖，冰冷刺骨。他摸到行李箱，刚把地图和玻璃塞进怀里，船身又是一阵剧烈的倾斜，他整个人摔在地上，头撞到铁架，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亚瑟醒过来。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怀表的夜光指针在微弱地发光——三点十七分。他想站起来，却发现腿被卡住了。海水还在上涨，冰冷地舔舐着他的下巴。他摸出怀里的怀表，打开表盖，“致安娜”三个字在黑暗中模糊不清。
“安娜……”他喃喃地说，“对不起，我回不去了。”
他想起她在码头挥手的样子，想起她浅蓝色的连衣裙，想起三点十七分的阳光。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怀表举过头顶，好像这样她就能看到。海水涌入他的口鼻，意识渐渐模糊，怀表从他手中滑落，在黑暗的海水中缓缓下沉，指针在那一刻定格——三点十七分。
而此时的南安普顿，安娜正坐在钟表店的窗边，手里攥着亚瑟送的另一块怀表——那是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普通的铜表，却是她最珍贵的东西。她看着窗外的大海，等着“海鸥号”的消息。三点十七分，她打开怀表，指针平稳地走着，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像亚瑟的心跳。
她等了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港口的风信子开了又谢，钟楼的指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她从梳着麻花辫的姑娘，变成了扎着发髻的妇人，再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妪。钟表店的老板换了三代，码头的工人走了一批又一批，只有她，每天准时出现在港口，三点十七分，朝大海挥挥手。
1968年的冬天，港口下了雪。安娜已经84岁了，走不动路，邻居推着轮椅陪她去港口。雪花落在她的围巾上，像撒了一把盐。三点十七分，她挣扎着站起来，朝大海挥挥手，然后慢慢坐下，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邻居在她的口袋里发现了那枚铜表，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
她等了五十六年。从青丝到白发，从春到冬，从希望到习惯，最后把等待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小林把怀表放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旁边放着安娜的照片和那本日记。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致安娜”三个字上，刻痕里的铜绿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
一个小女孩趴在展柜前，好奇地问妈妈：“妈妈，这个表为什么停在三点十七分呀？”
妈妈蹲下来，指着照片上的安娜：“因为有个叫安娜的奶奶，在这里等了一个人很久很久，三点十七分，是他们约定好见面的时间。”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他回来了吗？”
妈妈看着怀表，轻声说：“回来了。你看，他把时间带来了。”
深海的黑暗里，“海鸥号”的残骸依然沉睡，舷窗旁仿佛还有一只手的轮廓。而岸上的时光里，三点十七分的阳光依然照在海面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等着两个相爱的人，在时间的尽头，终于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