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四支队的战斗力，佘馆长情不自禁地自豪：“别的支队都只有两个团，而四支队有5个团——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战地服务团。”
战地服务团也能算1 个团吗？对此我不敢苟同，当然只是心里想想，并未出言反驳，给这位激情满怀的老者泼凉水，是很不厚道的。
不过，四支队的战斗力确实是响当当的，单就那个手枪团，就能让其他支队羡慕不已。
我的思绪从武器装备，跳跃到那次战斗，忽然想起多年前的一次奇特的采访，那次采访道出一个奇特的结论：
东进第一枪，没有用枪！
2002年，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档案馆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历史文献片《新四军》。摄制组循着当年新四军的足迹，跑遍大江南北，他们在巢湖录制了两组镜头，一组是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另一组是改造大刀会的银屏山区。
由于我当时作为党史办主任全程参与了摄制组的在巢工作，并在片中有一个介绍大刀会概况的镜头，片子在中央台播出时，该片的编导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某日某时注意收看。
当晚播出的内容是蒋家河战斗，先是一段我已熟知的场景，接着镜头一转，到了上海，摄制组正在采访一位新四军老战士，荧屏上打出字幕：“杜蔚然——蒋家河口战斗亲历者”。
我瞬间愣然，惊异，惊奇，惊喜！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查找那次战斗的亲历者，却始终毫无头绪。
在编史中，有关那次战斗的战况表述，都是依据高志荣将军的回忆录。当年的九团副团长高志荣，是那次战斗的前线决策者和组织者，但他没有到战斗现场，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亲历者。
感谢神通广大的中央台记者，帮我们找到了这座含金量极高的“金矿”。
没有犹豫，直奔上海。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在一座不起眼的楼房上的一套狭小的居室内，见到了时年90岁的老战士杜蔚然。
老人身材壮硕，腰板挺直，个头不下一米八五，说话时瞪大两眼盯着你，嗓门出奇地大，引得小客厅不时传出嗡嗡的回声。
杜老说，多年前，他和老首长高志荣、黄仁庭（二营营长）曾在上海聚会过一次。见面时他对高志荣说：“老首长，你那文章写错了，战斗是六连打的，不是四连。”高志荣说：“对呀，就是你在的那个连。”
杜老说，他当时是六连一排的排长，同时也是机枪手。我一听，对了，非非文章中的那个“大个子机枪手”，就是眼前的他吗？但那个机枪手姓张，他姓杜，这又对不上号。也可能是另一个机枪手，机枪手都是大个子，这是没错的。
应我们的要求，杜老谈起那次战斗的细节。
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时，除各人佩带的枪支弹药外，另外还挑了几大箩筐手榴弹，每个战士身边都分放了一小堆。
这几箩筐手榴弹是有来历的。当四支队的队伍从皖西向东推进时，在银屏山一带碰上了一队从南京方向撤下来的川军。见共产党的队伍还在向前冲，川军弟兄们都竖起了大拇指。一位川军老兵拍着一个新四军战士的肩膀说：“兄弟，没别的说，这几颗手榴弹就丢给你吧。”说着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解了下来。
谁知这个头一带，越发不可收拾，其他川军弟兄都把手榴弹送了过来。他们心里明白，这里离家乡还路途遥远，这些手榴弹带在身上也是个累赘，送给上前线的友军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武器弹药是战士的最爱。他们谢了川军弟兄，再从老乡家买了几只扁担、箩筐，把这几百颗手榴弹挑上，又继续上路了。山下不远处就是蒋家河口，团侦察队已探明敌情，很快就要开打了。
5月12日上午8时左右，两艘机帆船从巢城方向如期而至。鬼子的船在河口西侧的裕溪河边停靠，河埂上就是六连埋伏的阵地。20几个鬼子哇喇哇喇地正准备上岸，指挥战斗的团侦察参谋郭思进一声令下，手榴弹像飞蝗一样砸了下去。
原计划在这第一波手榴弹攻击之后，再用机枪、步枪扫射，谁知这批鬼子不经打，手榴弹硝烟未尽，鬼子已全部倒毙在河水之中。第二波攻击就此减免，杜蔚然的机枪没能发威，埋伏在河口东侧的四连，也没捞到杀敌的机会。
杜老还向我们披露了另一个细节。战斗结束后，一样战利品也没有，敌人的武器全都落在水中。这时奇迹出现了，躲在河埂后边观战的附近村庄的一伙年轻人，欢呼着爬上河埂，又一个个跃入水中，不一会捞上来10几支三八大盖。
为了奖赏这些年轻人，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几块大洋。
确切地说，“东进第一枪”还是打了一枪，那就是，指挥员郭思进发布攻击命令时，举起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
这是那次战斗唯一的一枪，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