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不允许私家养鸡的。
孙子出世的时候，儿子回老家报喜，从老家带来了二十多只老母鸡。这些鸡都是给坐月子的儿媳补身子的，老家的习惯，天下最有营养的就是这黄灿灿的老母鸡汤了。
巧合的是，院子靠西南围墙角边有个养犬的笼子空着的，不大，约莫三个多平方的样子。鸡带回来就放养在里面。解开了绑在鸡翅膀、脚上的绳子，它们感觉像在老家的笼子里一样自由，也许因为它们自己认为能生蛋，觉得新主人会一如继往的宠爱它们，一进笼子便“咯咯咯咯”地叫得欢快，似乎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颠簸，到达了目的地，长长地叹一口气。
妻子是家里的总后勤，一大家子的吃喝，收捡，洗拖都落在她身上，添了孙子，就变成婆婆，奶奶了。身份高了的好处是更忙，楼上楼下跑，那“嗒嗒”的脚步声像一串永不停息的音符缭绕在室内，但忙得貌似晕头转向的她没忘笼子里的那些鸡，便将这充当刽子手的重任便交给了我。
我没杀过鸡，但知道怎么杀鸡。
儿时腊底，家里总是要杀几只鸡过年。大年三十的上午，母亲将准备接鸡血的大品碗里放点加了盐的水，菜刀在缸口荡来荡去荡得锋利，闪着寒光。完了，站在鸡罩边喊在踢毽子玩的我打下手，其实就是抓紧翅膀，鸡脚。每当见到母亲拔鸡颈上的绒毛时我便发悚，那感觉就像我去队里赤脚医生那里扎针，当医生手中的棉球在屁股上反复擦拭时，我就紧张，肌肉不由得收缩，我就开始恐惧，开始大叫，也常惹得那赤脚医生大笑：这小伢，针还没打叫什么？擦棉球疼吗？
擦棉球当然不疼，拔鸡毛时肯定疼了，但鸡的嘴巴被捏紧，它叫不出来，声音被闷在胸腔里，随着猩红的血汩汩而出。我的头总是扭在一边，不忍直视，直到母亲喊好了好了，松手，然后会看见母亲用带血的菜刀在地上划上斜十字，嘴里还叨叨有词：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阳间一碗菜。
一碗菜也不容易，有时是一个生命吞噬另一条生命，像电视里的动物世界。
可以享受美味，却不忍动刀子。我便去小区对面，花几块钱将妻子交给我的重任转让给屠宰家禽的人了。
拧着毛鸡去，回来时拧着光鸡。
笼小鸡多，刚开始时很方便抓捉，那些鸡还以为给它们喂食呢，依旧开心地“咯咯哒”着，直到同伴越来越少时才感觉到惊恐。我一沾到笼子边，它们就拼命的朝墙角边挤，紧张地叫个不停。没办法，我只得将大半个身子钻进笼子里，它们在面前窜来窜去，不时地扑打着翅膀，那眼神里还透着悲哀。此时的我不要说杀鸡，就连捉也有点迟疑了，不知道从哪一只下手。
终于在我迟疑的片刻，有三只鸡从我的胯下钻出，扑腾在小院子里。我赶紧关上院门，来捉这几只反抗的飞禽，但有两只已钻到堆得老高的杂物下面，还有一只已飞上墙头，在上面潇洒的踱着方步，嘴里不停地向我宣示着不满。
楼上妻子的头伸出窗户，责怪我，能做什么事情？捉个鸡弄得院子里鸡飞狗跳的，看你怎么捉到？
是啊，记得以前家里来了贵客母亲也要杀鸡的，她准备好竹筢子，舀一瓢小麦或玉米，嘴里“啄啄”地一使唤，家里的鸡就四面八方地赶回来了，围在她四周，伸长着脖子，看她的手势，食一触地，便迅速地去啄，全然不顾危险已从天而降。
现在我不仅没有麦子、玉米，更没有竹筢，我只能去门外将围墙上踱步的鸡哄到院子里。其实即使有也没用了，它已不相信我了，在我出门的那一刻，它像只战斗机俯冲下来，在我还没有看清它的身体时，已消失在邻家的巷子里了。
找了几个圈子也不见它的踪影，像空气般在我的视现中消失。我叹口气，做我该做的事情去了。
晚上回家问妻子，鸡捉到没有。她开心地说，三只都捉到了，儿子他们捉的，那口气有点对我不屑的意味。我还听说，那只跑了的鸡天一黑也踱回来了，在门外来来去去地晃悠着，侄女下班归来，门一开它就钻进来了。儿子还说，捉进笼子里就看它下了一个蛋。
那一刻我竟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心酸。这鸡啊，像不像软弱的人性，生来就逃脱不了被欺的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