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世三天后，我问母亲，父亲有什么交待？母亲说，父亲交待了两件事。一是说母亲，以后有困难了，不要找大儿子，大儿子在农村，孩子多，负担重。有困难找二儿子和女儿。父亲说的大儿子是我；二儿子是我二弟；女儿是我大姐。二弟此时在烔炀镇教书；大姐住柘皋镇，姐夫是皮鞋匠，大姐是裁缝。
父亲交待的第二件事，是说给我的，要我想办法，将三儿的户口弄回家。三儿是我三弟，自小给邻村一户人家抱养，几年前随父亲学裁缝手艺，目下仍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户口在养父家。
三弟生不逢时，出生那年，农村进入合作化高潮，父亲决定母亲跟她学裁缝。那年我十二岁，在读小学五年级，二弟刚入学，大姐比我大六岁，但上学迟，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三弟出生前，便辍学在家做家务，此时也和母亲一道跟父亲学裁缝。
父亲手艺好，信誉度高，乡里乡亲乐于将布料送到我家，越聚越多，导致父亲足不出户就有生意做。我家已有两台缝纫机，生意做不完，还邀来邻村两个裁缝师傅来分一杯羹，他俩自带缝纫机。一张大案板；四台缝纫机，将个大堂屋挤的满满的。机声嚓嚓，人声笑语不断，一派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盛世”景象。
与这繁荣、祥和氛围不符的情况，是三弟带来的问题。三弟此时只有两个月大，还包在襁褓中，母亲将他放在摇篮里，摇篮搁在堂屋和橱方交接处，三弟饿哭了，母亲就去喂奶。也该三弟不争气，不知是哪里不舒服，还是睡久了想人抱，总是哭个不停，一个好端端的祥瑞气象被他搅和了。
我家对门住着我堂叔一家子，堂叔婶的娘家离我村只有一里路，她的父亲舒林常来走动。舒林这人好玩，来时免不了进我家闲谈一会儿，我家人多热闹。舒林经历多，阅历广，肚里故事说不完。我父亲等人，喜欢听他海阔天空。他的故事都是人们喜闻乐見的，加上他声情并茂的演讲风彩，十分吸引听众。
我也听他讲过三个故事：一个是日本鬼子佔领了芜湖，他由芜湖打工地乘船回江北老家，遭鬼子飞机袭击。飞机俯冲，向船上人扫机关枪。人们惊慌失措，无处躲藏，舱内已挤满了人，船身被一阵来一阵去的人们，挤的失去重心，船老板大呼不要动，船翻了大家都活不成！机枪一响，哭爹喊娘，在一次喀喀喀的机枪声中，舒林头顶像被石子击了一下，毡帽被枪子击飞，伸手朝头上摸去，見手心血糊糊的。说到此，舒林将头低下，让人们看他头顶的一道肉沟；
舒林说的第二个故事，是进黄山砍草，山里的草山分家山、野山，家山有人管，看山吃山无可非议，但砍草人不乏有人偷砍家山的草，一旦被看山人发现就跑。山里人炼惯了跑山，偷草人十有八九被逮着，逮着了就没收扁担绳子。舒林说他有次偷草被山蛮子（本地人貶称）发现，山蛮子有组织，发一声喊，众人出动，偷草人插翅难逃。舒林说他抄起扁担绳子就跑，山蛮子紧追不舍，等追的人拉开距离后，他像关云长巧施拖刀计一样，突然转身，横扫一扁担，扁担落在山蛮子小腿上，打倒了一个，继续跑，后面人不敢追了。
第三个故事，是土地改革时斗地主，地主斗后斗地主狗腿子。农会里有人提出要斗舒林，解放前，舒林是地主王自九家一名监工，专管长、短工干活。人们称这种人也是狗腿子，斗争会宣布开始，舒林坦然地撸起裤腿，不停地抹腿肚子，边抹边讲，我把这狗腿子毛抹顺，接受批斗。引发众人大笑，顿时失去斗志，草草散会。
三弟的哭闹，干扰了故事会，突然间引发舒林的一个奇想：他建议我父母，说，你们家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如果舍得，我给你们介绍一户人家，送给人家抱养，不知意下如何？
舒林介绍的这户人家，是他本族人，老俩口生有两儿一女，女儿早嫁，两个儿子，老大叫舒富，老二叫舒贵。解放前两个儿子都是光棍。大兵过江，南京解放后，扫除妓院。单秦淮河一处，就有669家妓院被查封，除有落处的妓女外，还有1300多妓女，被赶到夫子庙，无代价让光棍们认领。我们这地方有人在南京邦工，将这消息传至家乡。舒富心动，去那里领回两名女人，大一点的，自己留着；小一点的给舒贵。过了一段时间，舒富夫妇合不来，舒富放女人回了娘家；舒贵夫妇合的来，正常过日子，只是有一点不理想，女人不生人。
舒林提出，将我三弟送给舒贵抱养时，父亲不好表态，母亲倒很乐意，她说两家这么近，想孩子随时可以去看看。此时是上世纪1957年，三弟到了舒家后，过了两年，残酷的粮食艰巨降临了，1960年，农村有段时间粒米无炊，人们吃的除了黄萝卜就是树皮草根。舒贵夫妇无奈，丟下父母及我三弟，逃荒到女人娘家苏北盐城去了。爷爷奶奶自己性命都难保，怎能养活我三弟？爷爷怕饿死我三弟，将三弟送回我家。此时我家也因走合作化道路，全家进了柘皋被服厂，我家此时也倍受煎熬，但还不至于饿死人。
1962年粮食艰巨后，舒贵夫妇由苏北盐城归来，又领回我三弟。但好景不长，三弟养母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那时医疗水平不高，又没有医保扶持，不久逝去。舒贵经人介绍，又娶了个二婚女人。这女人带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这期间，我家又下放回了田埠村，舒贵为了减轻负担，将我三弟送到我家，跟父亲学裁缝。舒贵的第二个女人，一心护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无心顾及我三弟，更无财力培养我三弟。三弟在我家待了五年，舒贵夫妇也不提要他回家。三弟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了，所以父亲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
三弟养父母无力培养我三弟，我家就要兜这个底，但户口问题不解决，名不正就言不顺，这就是父亲交待母亲，要我想办法将三弟户口弄回的根由。父亲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因为我已经当了十年大队干部了，我们虽分家多年，但大家庭的重要事，一惯是我决断。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不难解决，我分析：三弟的后养母，巴不得想让我三弟回我家；舒贵有了后来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而且也不小了，他根本承担不起两个男孩的成家立业，对于三弟的去留态度，处于骑虎难下的窘境：放三弟回我家，心有不甘，毕竟抚养这么多年，多少有了感情。留在身边，先给我三弟解决成家立业，肯定行不通，搞不好会逼走二婚女人；若先解决女人带的男孩，对社会及我家也无法交待。
当母亲正式要我出面解决这一问题时，我是这样和母亲说的：我叫母亲直接去和舒贵谈，就说我三弟到了谈对象的岁数了，要他着手承办此事，看他怎么说。他若考虑困难，便会主动放三弟回家。由他主动放三弟回家，我们家就不受舆论压力。母亲没有去舒贵家，这两村田地毗连，母亲瞅准舒贵夫妇下田干活时，去那田埂上，和舒贵讲了我教她的话。
当我母亲直接要求舒贵，着手给三弟找对象时，舒贵女人抢先说，生活都难度了，哪有力量办这事噢。舒贵自己张着嘴巴无声地笑，一个字也嘣不出来。几天后，舒纪宏来到我家，舒纪宏是舒贵的堂侄，也就是舒林的儿子。他和我母亲说，我给你们两家做个中，让三儿回家吧，他还说是舒贵委托来说事的。舒贵选的这中间人适合，舒纪宏不但是舒林的儿子，还是和我创办文艺宣传队的合伙人。
母亲正式接收三弟后，便着手给三弟找对象，邻居老武给介绍了他的外侄女文秀。三弟成家后，母亲一直和三弟在一起过日子，原本认为大事已定，可以过个太平日子了，没想到，接下来的日子是一地鸡毛：三儿媳肚子不争气，连生五胎女儿，多方联络，送走三个孙女；文秀怀上第六胎时，正赶上计划生育高潮，强行结扎时，文秀躲进玉米地避难。家里无钱交罰款，稻谷扒走几百斤；房顶扒下一大片瓦，母亲无奈，取出多年储蓄存单三百多元，交了罚款，否则继续扒屋上瓦。
文秀第六胎生了个男孩，终於脱离了苦海，三弟的生活稳定下来了。母亲这时已是近八十的年纪了，为了遵照父亲的遗言，她想到二弟及大姐家走走，分散一下三弟的负担，儿女们都是自己身上的肉，常走动也能尽享天伦之乐。文秀也偶尔露出一点情绪，母亲越来越老了，生了三个儿子，总不能在她一家养老送终吧。？
母情是个特要强的人，而且心细如发，虽然只识自己名字三个字，但察颜观色的能力比我都强。她首选到二弟家过一段日子。二弟初中毕业后当兵；当兵七年后转业；转业后赶上工农兵进大学；他考取了安徽劳动大学；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几年后转入巢湖市宣传部任职，后又提升为文化局付局长。当教师期间，与女同事结了婚，此时有个十多岁的男孩。
此前二弟曾多次要母亲去他那里，过上一段时间，怎奈母亲被三弟的一地鸡毛缠身，不想也不能离开。现在好了，能去二弟及大姐家走走了。在二弟的一再要求下，母亲去了二弟家。可是，另我想不到的是，不到一个星期，母亲回来了。我认为是母亲在农村过惯了，不适应城市生活。我问了母亲情况，却不是这个原因，母亲说，看不到二儿媳的笑脸，吃饭时，二弟妇黑着脸，使劲给母亲挟菜，碗头上堆满了菜还要挟菜，分明是一副撒气的做作。
从此母亲不去二弟家了，但二弟没有放弃对母亲尽孝，他常回家看看，捎带一些好吃的零食，丢给母亲三五百零花钱，并很关心母亲的健康状况。母亲一旦哪里不舒服，就带她去巢湖医院检查治疗。母亲九十岁那年，和我说她脚疼，我认为是老年病，没有治好的希望，结果二弟带她去检查，说是痛风，没费大事就治好了，这是我及三弟都没考虑到的。
后来我和妻子谈心时，提到二弟妇为什么待母亲那种态度，她说二弟妇和她谈过心，说她生孩子时，一心想母亲去服侍她，母亲没有去，说母亲只顾三儿子，不顾二儿子，而今老了，就来找二儿子麻烦了。由此可見，母亲说二弟妇的做法没有瞎说。殊不知母亲被三弟的一地鸡毛所困，分身乏术呀，同时，二弟还有丈母娘呀。
当我了解到母亲，不愿到二弟那过城市生活后，我又想到了家在柘皋的大姐。大姐家的条件很好：大姐有一女两男三个孩子，女儿在农业银行上班；大儿子在镇上菜市口办了冷库；二儿子在乡镇信应社上班。
柘皋镇也是个好去处的环境：是方园数十里老百姓向往的古镇。没去过大城市的人们，都将这里视为城市，事实上，柘皋镇也值得人们推崇：打我记事起，就不知道安徽省内，还有哪个镇子比柘皋镇有名气。我在巢城读初中时，同学们来自全县各地，还有少数外县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谈到玉栏桥、迎河轩饭店时，就能感觉到，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谈到李鸿章当铺时，就能联想到这里在清朝时，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大门两边墙壁上的拴马孔就是个見证；谈到晒书墩时，居然能延伸到春秋时期的孔子，还在这里晒过书；更令人震奋的是，中国兵在晒书墩上打死过一个小队的日本鬼子；谈到典韦墓时，还能引起人们呱一段三国故事：曹操宛城遇张绣；谈到湾里时，人们就可忆起祖辈们在这里，买从江南运来的竹、木，建造自己的家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有庐剧剧场，农闲时，人们三五成群来看戏。小辞店、十五贯、秦雪梅观画、休丁香等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是人们茶后酒余的笑谈资料；柘皋小吃更是风糜巢湖地区，……。
我想，母亲不愿到巢城去，柘皋也是个好去处。可是，当我向母亲提起这事时，母亲不说她愿去还是不愿去大姐家，她和我讲了一个故事：母亲说她有次去大姐家，要大姐带她去医院看病。大姐没有带她到正规医院去，就在大姐家附近一个私人诊所，给母亲看医生，大姐说这家诊所医疗水平不差，母亲也信了，没有挑剔，只是需要住院治疗，打针吃药要一个疗程。母亲认为，诊所离大姐家只一箭之遥，为什么非要住院不可？母亲平生要强，她认为是大姐家人嫌弃她了。我顿时明白，不要往下讲了，此路不通。
我妻子了解到母亲不愿到巢湖二弟处，也不愿到柘皋镇大姐处，心内踌躇，生怕我将母亲领过来住，她在我面前旁敲侧击，母亲为文秀服侍了六个孩子，三弟理应让母亲终生待在身边。她言下之意，母亲只为她服侍了一个孩子，就和我们分家了。她还说二弟妇也是这态度。我没有表态，我心想，她多虑了，母亲绝对不会过来和我们在一起过日子的，父亲生前交待她的话，她牢记在心。
我为了平衡我对母亲不够尽孝的心态，当我的两个女儿都拿工资后，总是鼓励她俩对奶奶尽孝。她俩每次探家，总是带给奶奶好吃的零食，还要给零花钱，让奶奶安心打麻将。我的大女儿还给奶奶的麻友们买了礼物，关照这些麻友，要和她奶奶和睦相处，愿谅她奶奶脾气不好。我的二女儿给我母亲钱时，母亲不愿收，说这二孙女，她小时没服侍到。二女儿说，奶奶不能这样想，奶奶服侍了大姐，减轻了爸妈的负担，对我们小家庭是有贡献的。母亲听了很舒心。
这当儿，三弟去了柘皋镇，借住了大姐家老房子，先是做裁缝，后来社会上行时买衣服，裁缝渐渐没了生意，改做瓜籽、糖果小生意；有了成本后，改做经销水果零售加批发生意。生意象滚雪球一样，越做越红火。两个女儿这时已长大了，居然能放单跟车去山东进货，这又省了中间商差价，赚的钱足以鸟枪换炮了，一次性付款买了自己的、面朝新大街的新楼房。三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正是那“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转眼间来了个“䢀坤大挪移”，山雀变成了金凤凰。人到中年的三弟，他做梦也想不到，命运多舛的他，粪堆也有发热时，一地鸡毛变成了金光大道。
美中不足的是，母亲的问题是三弟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疙瘩。三弟没有公开表示让哥哥姐姐，分担母亲的养老，但小家庭的氛围始终和谐不起来。文秀虽出不了三弟的圈子，但经常黑着个脸也不是事，三弟的岳父，也为了顾及自己的女儿，像老鸹一样在女婿耳畔咶噪：说，三个儿子，只要一个儿子养老，世上哪有这么不平等的事。三弟左右思忖，横下一条心，决定二弟和我，每人每月付给他1200元。二弟和我都表示接受，二弟还果断地说，大哥的钱由他代付。我也不能一点不负担，我当即表示：每月送给三弟十斤菜油。二弟补充说，他早就说付钱给三弟，三弟不接受。到此为止，大局总算稳定。当我开始送菜油给三弟时，初送母亲没反应，后来发觉我月月送时，便问为什么？我这才和她道出了原委，母亲认真地说：不要送。我说，应该的。
大局虽稳，小的波澜还是有的。母亲离开了家乡田埠村，还是思念着村里人和环境。她探我口气，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我当然求之不得，满口答应，我心想，这是母亲给我尽孝的机会。我有自驾电瓶三轮车，将母亲接到我家。
自从三弟举家迁至柘皋镇后，老家房子交给了我看管。我本与妻子分床睡多年了，她有神经官能症，需要独睡。我将床铺开在三弟原住的房间。此时农村又一次大包干，农民的土地三十年不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我将三弟原住房的堂屋摆满了棉花及大白菜。母亲原住的房间也摆了些农具。
母亲的房间内的架子床和衣柜，还原样在那里。我不放心和母亲睡在两个房间内，生怕夜里出事。于是，我就在我的床头，给母亲担了个担架式的简易床，那个笨重的衣柜，我也费了大事，搬将过来。母亲只睡了一个夜晚，便要求回她自己房间内，她说不要紧，暂时不得死。搬床铺容易，搬那大柜子，我又费了一次大事。
我的房间内存放着钱和存单、身份证、户口簿等贵重物品，出房门下地干活要锁门，我怕母亲急，为她买了台小彩电，可她只看了片刻，不看了，去村里串门子。此时农村，村村成了空心村，中青年都到外地打工或发展去了，剩下种田的都是没有出路的老年人。不能下地的闲散老年人更是廖廖无几，田埠村又是个小村，母亲出去拄着拐仗，挨家逐户走个遍，只遇着一位眼睛看不清人，腿胯不灵便的老女人。
母亲在我家只待了三天，就要求我将她送回柘皋。我和她好好协商，我说，讲好过一段时间的，三天就回去，文秀怎么看？母亲说，不怕她怎么看。我心想，你不怕她怎么看，我怕呀，她不怪我服侍不周、才留不住你吗？好说歹说，又待了两天，坚决要回柘皋，母亲说，马上走，一天都不能蹲了，说着就要拾行李。
三弟見我又将母送回来了，好象他早有预料，洋笑着说：怎么搞的呀？老家不能蹲又回来啦？文秀黑着脸说，到处不能蹲，就是我家能蹲。母亲不气也不笑，好像没听見三弟他们说的话，没看到文秀脸色一样，拄着拐仗不让人扶，一步、一步，像佘老太君一样，坐到她的“太师”椅上。我猜她心里在打算盘，无论你们怎么说，我就是要我行我素。
其实母亲并不糊涂，她心里有杆秤，三儿一女，各自几斤几两，她称的清清楚楚：我大姐天生体弱力单，小时候做家务，是同龄人中最差的一个，没少受母亲打骂。.记得有一次，不知大姐什么事没做好，母亲气急败坏地，一手揪住她的头发，一手抄起菜刀，说要杀死大姐，大姐像狼嗥一样惊叫，吓的我拼命去拽母亲拿刀的手臂，用眼望去，母亲手里的菜刀不是在杀大姐，是用刀背在大姐头上来回拖了两下。那时代重男轻女是普遍现象，多亏父亲在南京帮工几年，看到南京的小孩，不分男女都上学读书，从南京回来后，才让十五岁的大姐去上学，上学前，父亲已教大姐认了些字，所以上学报的是三年级。可惜大姐读完五年级上学期，因三弟快要出生了，辍学在家，准备带小孩。母亲晚年对大姐要求不高，是有历史根原的。
父母对我的投入是最多的，粮食艰巨期间，让我继续在巢城读初中，每月供给我十元钱，交学校伙食费八元，剩下两元零花钱，这在当时，是农村孩子在城里读书的中上等供给；考上高中时，正赶上父母由柘皋被服厂下放回田埠村，家里老房子，在粮食艰巨时，一斗米的代价卖掉了。借住二叔一间房，在连接二叔房外的空地上，父亲独自一人，用泥土垒墙，盖了一间草屋。
当我接到巢县一中，高中录取通知书时，父亲正在垒墙，我也帮着在垒。我身临其境，深知父母的艰辛，我升学的愿望动摇了，和父亲说，我不想进高中了。父亲听我这么说，楞了神，没表态，当晚父亲和母亲说及此事，母亲斩釘截铁的说：人家小伢子考不上高中，大人都急死了，我家小伢子考上了还不念（书），这是什么话！？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进了高中。是我自己命运不佳，生了场大病，只读了一年便辍学了。
回乡后，母亲見我一身病态，大风都能刮的倒，这时正好遇上邻村那位曾经在我家做过裁缝的人，杀了一头黄膘猪，猪肉卖不掉，到我家挂门套子（地方俗语，指免強购买）。母亲买了一刀肉（记不清斤两），切成二两重左右的肉块，醃咸晒干，每天一次，用搪瓷缸，放一把米，加水煨在锅膛内。那时吃这种肉粥，与在校吃的黄豆饼煮粥，简直是天壤之别；一刀肉吃完了，正赶上一只老母鸡焐小鸡，母亲每天给老母鸡窝上三个蛋，并要我用毛笔编号，小鸡在蛋内成型便取出煮熟吃；小鸡蛋吃完后，母亲又用她自己青年时，生病用五香蚕豆补身体的经验，给我煮五香蚕豆。在母亲悉心照料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
成家立业后的我，妻子连续生了四胎女儿，接着又堕了一胎才生了个男孩。在那挣工分的年代，熬吃熬穿，让三个孩子读书（三女四女送给人家抱养）。父亲生病时，二弟刚开始工作，还远在烔炀；大姐毕竟是女人，农村习惯，这不是女儿的责任（无儿户除外）。因此，是我一人领着父亲到公社卫生院.、巢湖市、合肥市看病，并包揽了一切父亲身后事。父亲生的是不治之症，那年我在板桥公社任文书，某日，父亲满脸忧愁地来到我办公室，我问：有事？父亲说看病。我慌忙领他去卫生院，主治医师张良驷，是个很有名的老中医，望闻问切后，建议去巢湖。巢湖三康检查后，确诊胃溃疡巨大癌变，建议去合肥。.安徽省立医院确诊胃癌晚期，不接收治疗。我相信医生说的话，领着父亲又回到巢湖，找关系去医院开止疼药。民劳局（那时民政局劳动局合并）局长是我家乡人，我求他去了三康（医院）……。
二弟十六岁那年，满着岁数当了兵；读初中时，是在柘皋中学，那时我家在柘皋被服厂，二弟是走读生，不像我在县城那样费钱。家里后来还得了二弟不少钱。由于对二弟的婚姻关心的不够，至使二弟到三十三岁才成了家。那个年代，这个年龄结婚算是晚婚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龄剩男。二弟留不住母亲在身边尽孝，但他对老家的经济支持是不可抹杀的。三弟老家的房子木料是二弟买的，说好有一间房子的房产权是二弟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后来根本没提那话，全归了三弟。母亲一旦有不适之处，就指望二弟帮她求医。因此，母亲在二弟家待不住，她不怪这二儿子。
至于三弟，前文已交待清楚，当初送给人家抱养，是环境使然，生计所迫。养父舒贵夫妇，去苏北盐城逃荒后，三弟舒家爷爷，将瘦成三根筋挑着个小脑袋的三弟，送到我家时，我母亲正在喝米糊。自己不吃了，让给三弟吃。三弟两只像鸡爪一样的小手，撘在碗沿上，一口气将大半碗米糊，喝的一干二净，还把碗边舔的光滑如镜。从此，父母、二弟及我的微量口粮，就开始与三弟分食，一日三餐米糊。本就不稠的米糊，开始更稀了。五只同样大的碗，一字儿摆在长凳上，由母亲分装完米糊，让三弟先端，二弟随后，再到我。此时我放寒假在家，带有学校发给的定量粮票，我亲眼目睹了这辛酸的一幕。二弟是我们仨兄弟中，不大不小的孩子，适合舔煮米糊的铝锅，这个优差是他的。这年我十六岁，正始于发育期，这种平均分食法，对我的影响最大。但我理解母亲的做法，母亲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不是的，母亲考虑的是更深远的道理：亲情。
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中，三弟饿的程度最小，因此，三弟的身体渐渐长好了。可以这样说吧，是我们四人的养分，救活了三弟。母亲曾问过三弟，养父母在未跑苏北盐城时，家里吃什么？三弟说，吃黄萝卜糊，并说他们碗里头子多，他碗里缨子多。
粮食艰巨后，舒贵夫妇由苏北盐城回来，领回了三弟。不久到了三弟入学的岁数，舒贵夫妇不提那话，也是母亲催促舒贵，让三弟上了学。
三弟正式回家后，母亲一心一意放在三弟身上。我和父母分家时，未分得一分钱，那时起，父母就留有后手，准备将来培养三弟，加之二弟探家给的钱；退伍给的钱；及后来工作时给的钱，全用在了三弟身上。母亲为专心致志地服侍文秀的六个孩子，招来了二儿媳及我妻的离心离德。
综上所述，母亲晚年傍上了三弟，是明智之举。从母亲的态度上看，她不怨大姐；不怨二儿媳；也不怨我妻。她的头脑是清醒的，我认为母亲的人生归途是正确的。
因为母亲胸怀坦荡，而得到了善终，享年九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