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如果朝廷不过多干预，哥舒翰的朔方军其实是完全有能力将安禄山的叛军遏制在潼关附近的。但朝廷的过多干预，在叛军气势正盛的时候，玄宗不断催促哥舒翰主动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迎敌，结果战败了。
其实历朝历代的叛军都一样，一旦叛乱开始，而且是大规模的叛乱，其首要的目标就是寻求与官军的主力进行决战。叛乱本身就是赌博，以小博大，只有通过在野战中击败比自己实力更强大的对手，才能获得更高的士气和更多的物资来支撑战争。所以，一般历朝历代在镇压叛乱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首选的策略就是长围久困，等待叛军内部出现分裂。
比如三国后期的淮南三叛，除了王凌有主动出击的举动，后面毋丘俭和诸葛诞的两次叛乱，都是在发动之后马上敛兵自守，而朝廷派来平叛的军队也是长围久困，对叛军进行围困，既不让叛乱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也不让吴国派来的援军进入城内。等到叛军粮尽援觉，内部就会出现分歧，乃至内讧，不战自乱。
但玄宗却选择了不断派使者下诏书给哥舒翰，要求他马上出战，在野战中迅速击败安禄山，无异于为渊驱鱼，肉包子打狗，做了叛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因为玄宗不明白对付叛乱必须要进行一段时期的围困之后，才能进行决战的道理吗？
当然不是，而是因为玄宗之前是比较宠信安禄山的，多次有人提醒他注意，安禄山要叛乱，他始终不以为意。所以，安禄山叛乱对玄宗来说，就是狠狠的一巴掌甩在了玄宗脸上。玄宗要求哥舒翰马上出战，在野战中完全彻底的击败安禄山的叛军，就是要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在哥舒翰战败之后，安禄山的叛军长驱直入，先后攻下洛阳、潼关、长安，叛乱的战火很快就烧到了整个华北地区。从河北到关中，到处都是叛军，朝廷的军队只能忙于应付，并没有能力马上组织起对叛军的有效防御和反击。而且，朝廷吃了安禄山叛乱的当头一棒，也不敢再把前线的军队都交给一个人指挥，而是划分为不同防区，由朝廷进行统一指挥。
这样，在防御安禄山叛军的过程中，朝廷就开始不断在河内、河南、山东一带设置节度使，划分防区，并且不断进行调整，不使单个藩镇下属的军队太多，以致威胁到朝廷的权威。即便如此，还是不断出现各种藩镇的叛乱，所以藩镇在经过不断调整之后，最后形成的格局就是每个藩镇的规模都不大，军队人数也不致于太多。
在关东地区设置藩镇的同时，朝廷为了应付西边来自吐蕃的入侵的威胁，也不得不对关中地区的防御体系进行调整，也设置藩镇，并且不断在关中和关东地区之间抽调部队来回换防。同时，朝廷直接指挥的神策军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一些失去根据地的藩镇军队逐渐被划拨到神策军，以此保持朝廷与藩镇之间的大体均衡。
在秦岭淮河以北基本上都已经设置了藩镇之后，为了保证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对朝廷的忠诚和安全，朝廷也在南方设置了一些藩镇。等到这些地方也变成藩镇之后，最后就变成了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藩镇的局面。
所以说，从安史之乱开始，朝廷的权威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唐朝的政治主线就变成了朝廷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的博弈，一会儿这里藩镇叛乱，朝廷调动周边藩镇去平叛，往往原先的叛乱尚未平定，派去平叛的藩镇又叛乱了，可谓摁下葫芦起来瓢，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再没有消停下来。
不过，到宪宗时期，藩镇叛乱的情况开始减少，朝廷与藩镇的均势大体稳定下来。到宪宗驾崩后，朝廷已经越来越无力制约藩镇，形成了藩镇世袭的局面，尤其是河北三镇，叛服无常，朝廷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黄巢起义，才被打破。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崛起的朱温和李克用等比较大的藩镇，逐步吞并了周边的藩镇，导致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