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13屏幕,“童年”的掘墓人

“童年”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印刷术普及之前,儿童和成人之间靠口语传播,彼此分享相同的文化世界,所以人类没有“童年”;印刷术普及之后,文字成为主导,成人掌握着文字和知识的世界,儿童与成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文化鸿沟,“童年”诞生了。

电子屏幕时代,一切信息都能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共享,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儿童几乎都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和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逐渐消失。

伴随着童年消逝的是成人的儿童化,在成人和儿童共同成为电子屏幕媒介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教育等最终蜕变成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人类的文化精神逐渐枯萎。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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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诞生

在人类口语时期,孩子的社会化成长、信息获取跟成人的环境无二,口传身授,小孩子有样学样,是在时在地的,空间和时间的统一场域下开展的,成人能获取的信息小孩也能知道,成人的世界对小孩完全开放,没有避讳,不存在羞耻感,成人和小孩之间在信息获取上没有藩篱,没有门槛,没有界限同一场域。

上世纪7、80年代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应该是有类似这样的感受,村庄里对小孩是没有童年一说的,小孩当作是没长大的人,是力气小一些的“成人”,是家庭的替补劳动力,是家庭收益最高的投资标的,多一个孩子将来家里多一分劳动力,正因为此,女孩体力贡献价值相对不具有优势,造成农村普遍的重男轻女;为人父母亦没有什么教育观念,养大成为劳动力是根本的目的,湖南洞庭湖一带乡村社会直到现在间接称呼自己老公还是“我屋里劳动“。

正因为成人和小孩在信息获取和传播上,没有界限,在统一的语境下开展,也就没有成人和小孩的圈子概念上区别,小孩只不过是”伪大人“,他们与成人为伍,高度统一在成人世界里,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群体,没有独立群体文化的生存环境与土壤。

当文字符号出现后,特别是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后,人类的知识、信息不再依靠口口相传,社会知识传承由原来的赡养一个老人转为修建一所学校、盖一个图书馆,知识传播由原来的“我说你听”,变成了“我写你读”。印刷文字的信息传递,作者如同一个编码者,而读者则是一个解码者,这个编码解码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不在同一时空场域里,这跟在时在地的口语传播环境完全不同,口口相传必然要求对方在同一个时空下,而印刷文字要把一个信息传递清楚,必然要求编码者的逻辑和层层论证,尽可能把时间、地点、空间、人物关系交代得条理清晰,以最大可能的方便读者接受到;而在读者这一端,却有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自我推测和解读,在这一编一解的互动中,不管是作者的编码还是读者的解码,都扩展了人类的理性、逻辑和抽象思维能力。

而掌握和学习读写的文字符号,对于人类生理结构来说,不像说和听,说听是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和自然选择后,已经写进基因里,读写能力却不是天生的,特别是理性、逻辑和抽象思维,需要后天常年累月的学习和操练。学习阅读是学习遵守复杂的逻辑和修辞传统的规则。它们要求人们以谨慎严格的态度对待句子的分寸,当然,随着新的元素按顺序展开,还要不断地修改句子的意义。一个识字的人必须学会反省和分析,有耐心和自信,保持镇静自若,经过适当考虑后,对文本的信息做出拒绝,做出自我的解读和想象。掌握和熟练使用文字,就给孩子和成人世界划了一条无形的界线——童年也从此诞生。

童年的消逝

然而自从有了电视开始,这个信息界限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视频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正因为如此,所以像《人之上升》(The Ascent of man ) 和《宇宙》(Cosmos ) 这样"阳春白雪"的节目,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做成好电视节目,也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断变化的视觉图像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宇宙》结果多半是在展示卡尔·萨根的个性魅力。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人们最好还要记住,电视节目的一个镜头,其平均长度是3到4秒;一个商业广告镜头,其平均长度是2到3秒。这意味着,看电视要求观众必须在瞬间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它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象。

电视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图片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在学习解释图像的意思时,我们不需要上语法、拼写、逻辑或词汇之类的课程。书籍在词汇和句法上的复杂性可以千差万别,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分成等级。与书籍不同,电视图像人人都能看,人人都可以看,无论年龄大小。根据丹尼尔·安德森(Daniel Anderson)和其他人的研究,儿童长到36个月时,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注意看电视画面了。

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出14、15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还有能够听明白跟多数图像的背景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正在兴起的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童年”的消逝意味着“成年”界限的模糊。波兹曼认为,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可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在成人和儿童共同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教育等最终蜕变成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人类的文化精神逐渐枯萎。

波兹曼的视角直面美国文化的幼稚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社会未成年人犯罪、饮酒、性行为等问题的严重性,如今看来还是相当具有现实的批判意义。

对于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本书给出的是一种“反叛美国文化”式的教育方式: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仔细监督子女接触媒介的内容,持续提供对媒介主题和价值的批评……尽管实践起来百般不易,但在波兹曼看来这是在践行“延续人道传统”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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