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格言出自刘向《说苑·丛谈》：“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伪不如拙诚。”
这里牵涉到“诚”与“诈”和“巧”与“拙”两对矛盾。一般来说，诚比诈好，这不会有异议；那么巧与拙呢?为什么不说“巧诚”与“拙伪”?莫非诚则诚矣，直来直去，无须掩饰，无须装扮，无须巧智?而伪诈则不同，因为人们天生对伪诈有所防范，它就必须乔装打扮一番才能骗过人们的眼睛?
关于诚信与狡诈的褒贬，古人其实早有定论。《论语》一开篇就说：“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一副讨好人的脸色，这样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孟子·滕文公下》引用曾子的话又说：“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耸起两个肩头，做出一副讨好人的笑脸，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头在菜地里干活还要令人难受!
儒家对伪君子的鄙弃之情可谓溢于言表！然而，在历史上，在现实中，这种巧言令色，胁肩谄笑的人却并不因为圣人的鄙薄而减少。他们虽无仁德，难成正果，但却有的是用武之地，能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国危天下乱。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牢记圣人的话，时时警惕那些花言巧语，口若悬河，满脸堆笑，煞有介事的伪君子。
《战国策·秦策二》载，战国时乐羊为魏国大将，奉命攻打中山国，费了三年时间，历尽艰苦，才攻了下来。当时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国君以烹煮他的儿子胁迫他投降。乐羊不屈，终于攻破中山。《韩非子》复述此事时说，乐羊的儿子果然被杀并被烹。乐羊曾端起中山君送来的用他儿子的肉烧的羹一饮而尽。魏文侯对身边人说：“乐羊是为了我的事业而吃自己儿子的肉啊!”魏文侯说这话，本来意在表扬乐羊对魏国忠心耿耿。不想身边人却说：他连自己亲生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什么人的肉他不能吃呢?意在指责乐羊为人狠毒巧诈。后来魏文侯果然不信任他。
《韩非子》进一步说，鲁国大夫孟孙氏曾猎得一头幼鹿，让秦西巴帮助运回去，没想路上秦西巴见幼鹿的母亲跟在后面啼叫不止，不忍心，竟将幼鹿给放了。回家后孟孙氏向秦西巴要猎物而不得，一怒之下，把秦西巴赶出了家门。但过了三个月，孟孙氏又将他召回，请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秦西巴推辞说，从前你恨不能加罪于我，今天却召我做你儿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孟孙氏说，你连幼鹿都不忍伤害，又怎么会伤害我的儿子呢?
在这里，韩非子将秦西巴与乐羊作对比，褒贬之意，一目了然。
在虚浮、圆滑、取巧、推诿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清朝晚期，曾国藩曾大胆地提出“天道忌巧”的命题。他高呼“去伪而崇拙”，这个“拙诚”的工夫就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核心，也是他一生最得力之处。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篇》里说：“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意思是，人的虚情假意和真情实感虽然都是心里的事，但又无不露出蛛丝马迹，只是旁人不易觉察罢了。一旦被人觉察，再巧妙的伪诈，也不如笨拙而质朴的真诚，丢人丢大了！
接着，颜之推又举了几个历史上巧伪败露遭人唾弃的例子：“春秋时郑国的伯石三次假意辞官，西汉末年王莽两次佯称退休，在当时自以为做得很巧妙周密，后人把这些写进史书里，留传下来，无不令人毛骨悚然。近代有位大人物，以孝顺著称，父母亡故时，因过度悲哀而伤及身体，严重损害健康。这已经比一般人做得好多了。但他还曾在父母坟前用一种叫巴豆的毒草涂脸，使脸上生疮，以表示自己哭得如何厉害。跟在身边的童仆不知道为主人保守这个秘密，结果外人知道了，连他平时的饮食起居等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不相信了。”
长此以往，必然人设崩塌，乃至堕入“塔西陀陷阱”，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