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754年-805年），苏南才子，少年得志。在那个被称为“中兴”却又满目疮痍的时代，他曾是唐德宗最亲密的战友，是那个在大逃亡的深夜里，唯一被允许拉着皇帝衣角说话的人。
然而，有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陆贽的一生，几乎是在“说服皇帝”中度过的。他曾写下让全天下叛军流泪倒戈的雄文，也曾把顽固的皇帝骂到当众痛哭。但最终，这个拯救了帝国社稷的功臣，却在权力的角逐中败给了一个只会搜刮钱财的弄臣，被贬谪到蛮荒之地，终老一生。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灵魂，能让他在那个物欲横流、猜忌成风的官场里，硬生生地活成了一面照亮黑暗的镜子？在他那些字字泣血的奏章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理想与人性挣扎？
公元754年，陆贽出生在苏州嘉兴（今属浙江）。
陆家是典型的江南名门，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郡陆氏”。但到了陆贽这一辈，家族已经没落。他年幼丧父，全靠母亲韦氏含辛茹苦抚养长大。
如果要找寻陆贽性格的源头，就必须看他的母亲。韦夫人是一个极其刚毅且有远见的女性。陆贽18岁考中进士，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神童一般的存在。当他衣锦还乡，准备踏上官场的时候，母亲没有嘱咐他如何飞黄腾达，而是给他定下了一个受用终身的“铁律”。
有一个细节流传甚广：陆贽刚做官时，一些远房亲戚见他前途无量，便送来一些贵重的礼物作为“贺礼”。少年陆贽本想推辞，但又怕伤了长辈面子，正犹豫间，韦夫人从屏风后走出，冷冷地对他说：“陆家的子孙，如果靠这种东西立足，那陆家的名声到你这里就断了。你要是收了这一件，以后就再也别想把腰杆挺直。”
陆贽惊出一身冷汗，从此终身不收礼。
这种近乎洁癖的自我要求，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一种深深的家教底色。这让他后来在面对权倾天下的宦官、贪婪的同僚时，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他像一颗生于南方的竹子，外表清秀，内里却韧如钢丝。
陆贽一生的转折点，是遇到了唐德宗李适。
德宗即位之初，是个想有一番大作为的愤青皇帝。他看中了陆贽的文才和刚正，将他调入翰林院，成为自己的“私人秘书”（翰林学士）。
公元783年，“泾原兵变”爆发。愤怒的叛军冲进长安，德宗皇帝仓皇出逃，一路逃到了奉天（今陕西乾县）。那是大唐历史上最狼狈的时刻之一，外面是叛军的层层包围，里面是人心惶惶的残兵败将。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深夜，德宗躲在摇摇欲坠的城楼里，身边的人跑了大半，唯独陆贽紧紧跟在马后。德宗甚至怕陆贽跑了，每隔一会儿就要喊一声：“陆九（陆贽排行第九），你在哪？”陆贽就在黑影里回答：“臣在。”
那一刻，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君臣，更像是生死相依的战友。
当时，叛军气焰嚣张，大唐的合法性降到了冰点。德宗急于向天下发号施令，召集援军。陆贽就在奉天的土屋里，就着昏暗的豆油灯，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
那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罕见的、由皇帝向全国百姓“认错”的公文。陆贽在文中写道：“……实寡德之所感，信庶孽之自取。……天谴于上，人怨于下。”（这都是我这个做皇帝的没德行，才招致天怨人怒。）
据史书记载，当这份由陆贽代笔的“罪己诏”传到前线，那些正在哗变的士兵、那些原本在观望的将领，读到这些真诚到近乎卑微的话语时，竟然纷纷放下武器，嚎啕大哭。他们说：“皇上都认错了，我们还闹什么呢？”
这篇文章，被后世评价为“胜过十万精兵”。陆贽用他的文字，重新缝合了碎裂的民心。德宗感动得握着他的手说：“卿，朕之苏武也。”
随着叛乱平定，德宗回到了长安。但经历过生死打击后的皇帝，性格变了。他开始不再相信那些满口大道理的官员，转而迷恋金钱，开始建立自己的“小金库”，并宠信那些能帮他收钱的弄臣。
陆贽，这个曾经在生死关头拯救他的人，反而成了德宗最“头疼”的人。
因为陆贽太干净了，干净到让德宗觉得不好意思。德宗曾私下给陆贽传话，语重心长地说：“陆爱卿啊，你太清廉了，这让别的官员怎么活？甚至有些官员都不敢跟你交往。你要是完全不收礼，也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吧，大礼你别收，像人家送的点茶、送点水果什么的，你就收下吧。”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果之谕”。
换作常人，皇帝都发话允许你收礼了，这是何等的恩宠？赶紧谢恩就是了。但陆贽不。他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正色回绝：“贿赂之门，不可轻开。从茶果开始，就会发展到马匹和布匹；从马匹布匹开始，就会发展到金银珠宝。贪欲这个东西，是一条滑坡，一旦迈出第一步，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德宗看着这份奏章，半晌无语。他一方面敬佩陆贽，另一方面，却感到一种深深的压迫感。
陆贽在坚持什么？他坚持的是一种政治透明度。他深知，中唐以来的腐败，正是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人情往来”开始的。他宁愿做一个孤独的、招人恨的异类，也不愿成为腐败链条上的一环。
陆贽一生最大的政敌，是裴延龄。
裴延龄是一个极其擅长数字游戏的弄臣。他整天在德宗耳边吹风，说大唐的国库其实很有钱，只是那些迂腐的大臣（比如陆贽）不会理财。他通过加重赋税、克扣地方军费，给德宗凑出了大量的“私钱”。
德宗乐开了花，觉得裴延龄是天才。
而此时已经贵为宰相的陆贽，却陷入了极度的忧虑。他看到的是裴延龄在掏空大唐的根基，在逼百姓造反。陆贽无数次在朝堂上当众反驳裴延龄，甚至在德宗面前直接揭露裴延龄的谎言。
德宗的脸沉了下来。他问陆贽：“裴延龄能帮我搞到钱，你能吗？”
陆贽回答：“臣不能。臣只知道，取之于民太甚，必失之于民。皇上您的财富应该在百姓的碗里，而不是在您的金库里。”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逻辑的碰撞：一个是短期利益的狂热追求者，一个是长期主义的孤独守护者。
矛盾在一次关于节度使任免的讨论中爆发。德宗想提拔一个给自己送了重礼的将领，陆贽硬是把诏书给压了下来，拒绝执行。德宗气得把砚台都摔了，咆哮道：“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
陆贽跪在地上，不卑不亢地回答：“陛下是天下的父，臣是为父看管家业的仆。仆人看到主人要把家产送给贼，不能不拦。”
那一刻，陆贽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到头了。他没有选择妥协，没有选择像郭子仪那样“自污”以保全性命。他选了最硬的一条路：死谏。
公元794年，在裴延龄的构陷下，德宗终于下决心，将陆贽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
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到偏远山区的芝麻官，这种落差足以摧毁大多数人的意志。很多人被贬后会写诗发牢骚，或者郁郁而终。
但陆贽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旷达。
在忠州的十年里，他关起门来，不再谈论政治，也不再给德宗写信辩解。他开始研究医学。因为他发现，当地山高林密，百姓生病了只会求神拜佛。他走遍山林采集草药，把古人的药方和当地的药材结合，编成了一部名为《陆氏集验方》的医书。
他不再为大唐王朝“医国”，他开始为穷苦百姓“医人”。
有一个细节：当地百姓并不知道这个每天背着背篓、满身泥土的老头曾是当朝宰相。他们只知道，这个老头治病分文不取，说话和气。陆贽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此间山水甚好，民风淳朴，比那长安城的勾心斗角，不知强了多少。”
他为什么能选A（从政时的刚直不阿）和选B（贬谪后的随遇而安）？
因为陆贽的内心有一个极强的自我定位：他不是权力的附庸，他是“义”的信徒。在位时，他要守住那份“义”；不在位时，他依然可以行那份“义”。这种精神上的独立，让他超越了仕途的得失。
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下旨召回陆贽，准备重新重用。但诏书还没送到忠州，51岁的陆贽就已经在那个宁静的小镇闭上了眼睛。
他留下了什么？
在文学上，他把公文（奏议）写到了艺术的高度。苏东坡曾评价陆贽的文章：“其深远忧患之情，足以警世；其简明透彻之理，足以治国。”苏东坡甚至建议，每一个想做官的人，都应该把陆贽的奏议读上一百遍。
在政治领域，他确立了一个“谏官”的典范。他告诉后人，忠诚不代表顺从，真正的爱国，是敢于在皇帝犯错时，大声说“不”。
哪怕在几百年后的北宋、明清，每当国家陷入危机，每当贪腐横行，总会有正直的士大夫翻开《陆宣公奏议》，从中汲取勇气。
陆贽一生清贫，死时家徒四壁。但他留下的一句名言，至今依然振聋发聩：“人之能为人，以其有节也。”（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节操。）
回过头看陆贽的一生，他算成功吗？
从权力的角度看，他是失败者。他没能斗过裴延龄，没能彻底扭转德宗的固执，最终客死异乡。他的理想主义在大唐中晚期的政治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但从历史的长焦镜头看，他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者。
德宗皇帝在陆贽死后，曾多次叹息：“朕当时怎么就没听陆贽的话呢？”裴延龄这类弄臣，早已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发臭；而陆贽，却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长廊里的一尊丰碑。
他是一个“书生”，但他是一个有牙齿的书生。他用那支笔，不仅修补了碎裂的大唐，也为中国人的脊梁骨，注入了一剂名为“风骨”的钙。
他的一生，得在于“真”——对理想真，对母亲真，对百姓真；失在于“刚”——过度的刚强让他失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
但这恰恰是陆贽最迷人的地方。在大唐那抹凄凉的残阳下，这个来自江南的书生，像一根孤独而挺拔的旗杆，守住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点尊严。
当你下次感到生活需要妥协，或者当你想在名利场中随波逐流时，不妨想想那个在奉天城楼下、在忠州山影里，那个不肯收“茶果”的陆贽。他会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比生命和权力更值得守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