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总算理出了自己的价值排序。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是在31岁，而今年35岁。

排第一的是谋生，第二是自我实现，第三是自由。

这个顿悟让自己意外的点是，自我实现的排序竟然这么靠前。

相比之下，自由反而没想象的那么重要。在此之前，一直以为自由会排第二。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虽然很喜欢写作，但是仅仅写一些没有关注度或者不能看到明确价值的随笔并不能长久地吸引我的注意力。

也解释了我之前的很多行为，比如尽管没有人跟我许诺过任何利益，但如果事情本身让我看到了自我实现的机会，我就会不由自主、义无反顾、不计回报地付出。

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我永远受不了得过且过，永远没法混日子，即便是在衣食无忧、已经有经济安全感的情况下。

这也注定了即便我攒了更多钱，也依然不会停歇，因为没有自我实现我就不会快乐。

仔细回想这十多年，所有明确的或深刻的快乐都是因为感受到了自我实现，所有不快乐都是源于自我实现消失了或者预判到即将消失。也就是说，收入能给我的是生存的保障和安全感，而自我实现才能让我快乐。

过去的十年，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自我实现的同时还取得了不错的收入，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幸运，可惜现在这些幸运消失了，现在的我在工作中的自我实现几乎为零。

这段时间我一反常态地在家庭和教育孩子上投入不少精力，根本原因是孩子上小学后我在这些事情上找到了自我实现。不过还是不够多，所以剩下的就靠写作来满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对付费短篇这么投入，因为付费短篇是一种有明确目的和前景的写作，我在其中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感觉，或者说看到了未来能自我实现的希望。

这几天了解了一些胡安焉和王计兵的经历，他们和写作的关系启发了我对自己与写作的关系的思考。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喜欢写作，但在人生的这三十多年里我的第一选项却从来不是写作，甚至连第二、第三选项都不是。

比较直接的原因是我在写作以外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正反馈，而胡安焉、王计兵则相反，因此他们视写作如命，写作成了他们全部意义的来源。他们并不属于为了坚持写作的理想而放弃了许多诱惑，或者去吃很多苦来丰富人生经历的那类理想主义者。这一点他们在书里和采访里也有表达。

他们过的确实太苦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生命中除了写作能带来一点光亮，其余都是黑暗。相比之下，我过去的生活四处光亮，遇到黑暗也只是一阵子，而现在不一样了。

写到这里，其实我的惯性用黑暗形容现在的生活，但发现也不对，暗淡或许更贴切。如果把我的世界比作一套房子，那现在的情况是客厅的主灯灭了，但周围的灯带还亮着，卧室、餐厅、阳台、厨房卫生间的灯也还亮着。

但我有时候会钻牛角尖，当我把客厅最黑暗的角落当成是我的整个世界时，我的世界确实是黑暗的。可即便是在正常时候，这种暗淡也已经影响了我的幸福感。可能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高光的环境，所以稍微暗下来一点就不太能适应。

这种时候我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想办法重新点亮主灯，要么让自己适应新的光线。而从我目前的思想和行为来看，我很显然不打算接受现状，我确实不是一个被动的人。

不过虽然我在努力重新点亮主灯，但我并不是想修好原来的灯，而是想重新换一个新的，从设计到材质到技术都是全新的，这个新的就是写作。

抛开个性带给我的本能，理性的依据是三十五岁的年龄对于职场来说晚了，但对于写作来说还不晚。如果说写作需要用至少十年才能出一定的成果的话，那么现在开始和二十岁开始的差别就是到四十五岁时才能有成果，这对我来说似乎并没有影响。

实际上胡安焉就是三十岁才正式开始写作，而且此前他几乎和写作不沾边。我虽然是现在才开始认真对待写作，但之前其实断断续续一直都有尝试，只是不够系统、不够正规。阅读的储备也大概是这个情况。

开始写作后胡安焉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初的三年甚至都不工作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虽然我暂时没法做到全身心投入，但胡安焉后来做的很多工作让他没法写作，其实也浪费了很多时间，而我还是能够兼顾的，所以参照胡安焉的时间来计划自己的写作旅程应当是合理的。

还有一个感受，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确实是事实。胡安焉和王计兵的故事鼓励了我，让我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有了自信。以前我对写作到底需要多少天赋，而自己具不具备天赋这些问题一直存疑，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把写作作为主要选项的重要原因。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多虑了。

是否能走这条路并不在于天赋的多少，而在于投入的程度和持久度。那句著名的网络名言，“以大多数人努力程度之低，根本轮不到去拼天赋”用在这里也很恰当。

以后会怎样确实不知道，但不管写作是一个让我度过眼前困境的出口，还是真的会成为剩余三分之二人生的主灯，它对我的意义都无比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