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全书分三卷，共十七节，是关于唐僧取经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雏形，作者不详。作品讲述了唐代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故事，其中猴行者为主要人物，他在取经路上大显神通、降妖伏魔，保护玄奘法师。其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也没有猪八戒、沙僧这两个人物。讲述取经故事的除了这部书，还有多个版本的元杂剧，这些都为明代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存在一定争议。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王国维根据书末“中瓦子张家印”字样，断定其为宋代刻本（宋椠），清代遗老罗振玉、日本作家德富苏峰等人也认同这个观点。鲁迅则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提出不同意见。

鲁迅在杂文集《华盖集续编》的《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一文中说：“《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三卷，旧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内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张家印’，张家为宋时临安书铺，世因以为宋刊，然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所撰，未可知矣。” 鲁迅认为不能仅仅根据有宋代的避讳缺笔字和“中瓦子张家印”就断定为宋版，他只是怀疑《大唐三藏取经记》也可能为元人所作。怀疑而已，并非武断，从中反而可以感受到鲁迅治学之严谨。

此番旧事重提，是因为鲁迅看到作家郑振铎在《中学生》刊物上的文章，郑振铎也赞同王国维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判断。郑振铎是鲁迅的好朋友，二人关系密切。他们彼此时常坦诚地交流关于文学方面的不同意见，指出对方的疏漏。

郑振铎认为《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宋代刻本的理由有二。其一，王国维在1915年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经诗话》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款一行，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也。”其二，对比元代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可知这一部《唐三藏取经诗话》要远在杂剧之前。

但鲁迅认为这两个理由并不充分。他的观点是不能以缺笔定时代，不能以地名定时代，也不能仅仅根据文字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另外一个证据是，王国维编写的另外一本书《两浙古刊本考》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收录在“元杂本”项目下，说明王国维自己也是自相矛盾的。

鲁迅的结论是：“所以倘无积极的确证，《唐三藏取经诗话》似乎还可怀疑为元椠”。鲁迅所做出的结论并不武断，也不像跟陈西滢、顾劼刚、高长虹、梁实秋等论敌论战时那样锋芒毕露、针锋相对，仅仅是学术探讨而已。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如陈西滢那样先把鲁迅捧为“思想界的权威”、“语丝派主将”，再借机推销自己的作品或者阴阳怪气地褒贬鲁迅，鲁迅一定会针锋相对地怼回去；如梁实秋那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高高在上地指责鲁迅，鲁迅也会毫不客气地骂回去。但是像郑振铎和鲁迅之间，则只是朋友之间各执己见的学术争辩罢了。双方都没有动意气，争辩结果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