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伴随着中国持续的现代化运动，许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旧风俗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风俗深深地植根于国民的生活方式之中，要完全革易，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的旧风俗中遗留下来两大痼疾：一是乱吃野味儿；二是随地吐痰。

新中国建立前的移风易俗运动中，从康梁维新到民国建立再到南京国民政府，改易风俗的内容从不缠足断发易服改称呼，发展到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内容的新生活运动。其中的基本规律就是凡是与政治相关的具有革命意义的风俗变革，都比较容易树功。上升到精神文明层次的仅与个人生活方式相关的风俗变革都实难奏效。

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且内容具体可操作：既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模范做榜样，也有新社会风尚的提倡，甚至具体到基本的文明礼貌用语的提出。

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人们的个人素质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有目共睹。但同样的难题接踵而至：凡是容易涉及人际冲突的方面——比如，你对别人恶语相向，别人也会对你恶语相加——都会得到迅速的改变，凡是不容易导致人际冲突的似乎纯属个人行为的文明要求都痼疾难除。

比如乱吃野生动物和随地吐痰，这两件事似乎都属于很私人的跟别人关系不大的行为。我想吃点儿野味儿，不犯法的情况下，碍别人何事？我往地上吐口痰，只要没吐你身上，碍你鸟事？

先说吃野味儿，从历史的角度看，吃野味儿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脆弱性的结果：逢战乱和天灾，粮食不够吃，连人都能吃，何况是野生动物？

可见，在大部分的古代文明观念中，吃野味儿是可怜人没办法的事儿，非君子所为。

后来，粮食基本够吃了，人们还时不时地吃野味儿，则是跟中医有关，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医者，意也”，几乎是无物不可以入药，《本草纲目拾遗》里，人肉也是药。因此，野生动物入药，吃野味儿有了治病和滋补的正当性，大大地助长了人们吃野味儿的兴趣和胆量。

再后来，物质生活很丰富了，人们接着吃野生动物，除了中医的影响，主要是炫富和猎奇，是旧风俗的遗留，是生活方式的返祖，

再说说随地吐痰。中国古代不存在随地吐痰的说法，吐痰就是吐痰。老百姓在自家院子里房子里吐口痰，用脚那么一腻，没了。官员们显示官威，照戏曲的表现，人没有出来，先哼吞一声，推想一下，接下来就是一口浓痰吐地上。没多长时间之前——现在也有，农村干部的形象是身上披件外套儿，耳根上夹根儿烟卷儿，双手倒背着，见人先吐口痰，再说话。

吐痰成为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的近代城市里。最早是上海外滩公园，外国人在租界里建的最早的一个公园里。

因为国人进公园老爱随地吐痰，老外们认为随地吐痰不但不雅，更严重的是痰里携带的病菌会传染疾病，影响公共卫生。所以，几乎所有学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老外们在外滩公园门口竟然挂了一个木牌子，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不让中国人入园游玩：老风俗碰上了新问题。新问题就是，外国人侵略中国。

我们当然要先爱国了，吐痰问题往后放。可是后来呢，后来租界全收回来了，所有的公园所有的道路所有的公共区域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我们还是照吐不误，越吐越来劲儿，尽管到处挂着“不准随地吐痰”的标语牌子，尽管谁都知道随地吐痰确实会传染疾病。

吃野生动物犯不犯法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里有“以养促保”的规定。但在野生动物养殖过程中少有不犯法的（笔者曾经养过果子狸，这个情况比较清楚）。更别说赤裸裸的偷猎和私贩。吃野生动物除了涉及法律和人道，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造成致命病毒的传播，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2003年的非典和眼前的冠状病毒肆虐都因为乱吃野生动物而引发。

随地吐痰不仅折损个人品性，破坏公共环境和国人形象，也会引发传染病流行，造成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辩证法”这个法宝，因此中国人把每一次危机都看成机会，危中有机嘛。中华民族因多灾多难而自强不息，多难兴邦啊。

我们百分百地相信眼前这场危机很快就会过去，我们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我们有再强的战胜困难的能力都不能在危机过后很快忘掉我们付出的代价和造成危机的原因。

如果我们把吃野味和随地吐痰看作一种恶俗，看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障碍，眼前的这个危机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拖累了物质文明建设的脚步而导致的国难。我们就有理由发起一场风俗革命，其首要目标就是禁食野味儿和禁止随地吐痰，我们现在需要这样一场风俗革命。

                                                                                                                      （20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