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份，三大伟人去世，天摇地动，全国地震。四川松潘也发生了很强烈度的地震（不过比不上30年后的汶川）。四川也感到震动剧烈，家里有沥青毡搭建了地震棚。在电线杆上搭上电线，点上电灯插上收音机，就在黑暗的小空间里搭起了新的家。当时父亲还偷偷托人买了扑克牌（那时一般商店买不到），家里一起打510K和争上游这类比较简单的游戏，也觉得非常快乐。76年8月，觉得四川还有余震，父亲带着我们姐弟去了上海及江苏老家，在南通回上海的船上，得知了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我们小时候也不懂事，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的一个小表弟和他的小伙伴嘻嘻哈哈做游戏，被姑姑厉声喝止，生怕他惹出什么祸端。回到四川，一个月后，一天下午，正准备去小学操场占位置看电影。看到电影停放，很多工人师傅在小学里面贴满墙的标语，字如斗大，红叉震撼。上书“打~倒~王~张江姚”，几个名字上都画上了大叉，面对这样的巨变，觉得还是很震动的。没想到就这样，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似乎算是比较早慧的，也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补课（那时也不兴这些），家长似乎辅导的也不多。但我小时候似乎对书本和文字有强烈的偏爱，父母也时常辅导说明，家里也订了杂志，还有连环画，喜欢听广播，再对照报纸，在入学前居然就认识了报纸上的大多数汉字。文革时的一本《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基本被我翻烂了，其中的每一页，我至今还记得。
1977年，我充满期待和忐忑的心情上了小学（因为有作业，有压力），教室里毛主席华主席像并列，课本里第一页就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伟大的领袖华国锋主席。第一天就叫我们把这两行字抄两遍。亦是不少的工作量。还有一次抄写觉得很烦的是，2，3年级抄写列宁与卫兵中的“斯莫尔尼宫”字样，觉得又拗口，笔画多，幼小心灵受到伤害，以至于今年时隔40多年后去俄罗斯，专门去了斯莫尔尼宫看看，哈哈！
一上小学，忐忑的心情就消失了，因为我一下子成绩就很好，顺风顺水了。社会上文革的痕迹消除的很快，原来在杂志里看到的渴望加入的‘“红小兵”也改名叫做“少先队”’。也很快不提斗争等等的字眼。学农学工也取消了。也开始说起考大学的事情了，毕竟社会阶层没有明显分层，工人-技术人员-行业差异都没有那么明显。竞争压力倒不如现在。但一进学校77年，随着那一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大家都以“上大学”作为有出息的目标，学习的目标一下子变得清晰和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