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故居，看到梁启超给梁思成、梁思永的一封信。此前，梁思成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在信里向父亲倾诉所学专业无用。因此，梁启超在回信中，很快就谈到这个问题。梁启超在信里写道：“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在梁启超看来，李、杜是比姚、宋更巨大的历史存在。吊诡的是，李、杜的人生理想，恰恰是成为姚、宋。李白得到唐玄宗的征召，忍不住放声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即使碰遍钉子，吃尽苦头，仍不忘向永王自荐：“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静胡沙。”杜甫呢，一生的追求其实也可以用他自己的两句诗来概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后世的陆游也发出过一句沉痛的感叹：“此身合为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他们虽然在文学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他们的人生理想仍然是在现实里建功立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正道还只能是学而优则仕。

陶渊明可能是最早认真面对这个问题的人。在屈原那里，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回还的余地，屈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存在，现实政治的失败，意味着生命的结束。陶渊明在现实政治领域也是失败的。在门阀决定社会地位的东晋，出身庶族的陶渊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仕途上没有什么出路。几番挣扎之后，他最终选择了挂冠而去。这个选择，对陶渊明来说显然是痛苦的。他自己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事长勤。”陶渊明的痛苦源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他把自己的归隐田园单纯理解为一种生存方式，而没有把文化活动当做一种自觉的生命追求。一千多年以后，鲁迅和朱光潜关于陶渊明有过一次著名的争论，朱光潜认为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浑身静穆”，鲁迅则认为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有“怒目金刚”的一面。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可以见仁见智，但其内心的矛盾没有能够充分调和，时不时写一句“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没办法，在陶渊明的时代，陶渊明的文化创造，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韩愈显然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韩愈在给柳宗元写的墓志铭里，对柳宗元的命运有过一番理性的探讨。在这篇文章里，韩愈写道：“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立，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如所愿，得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虽然此前曹丕曾有：“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论断，但只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整体论述。韩愈第一次结合个体生命，明确指出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并且认为其价值不在为将相之下，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生命自省意识。但是，韩愈的认识也还主要停留在理性层面，一旦自己的政治生涯遭受挫折，也还是忍不住不平之气，放声高歌：“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能够将文化活动自觉地看作生命重要价值的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不断挫折使苏轼终于不再对仕途抱有幻想，而将全部的生命倾注到文学创作中去。苏轼的前辈柳永在科举失败后也曾故作放达，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但是，柳永最终还是变更姓名，通过科举进入了仕途，虽然他的仕途和他的创作比起来实在不值一提，但这才是对他灵魂最大的安慰。和柳永比起来，苏轼的人生显然是另一种轨迹。苏轼少年科举得意，仕途也曾看起来一帆风顺。乌台诗案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乌台诗案使他差点丧失生命。谪居黄州之后，他体验了长时间的内心痛苦，最终绽开了生命之花，《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临江仙》等一大批辉耀千古的作品开始问世。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苏轼不无自信地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是苏轼一生政治的低谷，也是苏轼一生创作的三个高峰，苏轼以此作为他一生的功业，显示了他对自己文学创作意义的肯定。他知道，他一生写下的不朽篇章，必将使他的名字在后世熠熠生辉。

现在，生命的价值无疑更加多元了，人们可以在不同领域，用更多方式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只要为人类的发展贡献过力量的生命就是不朽的生命。人们再也不必将自己局限在一个领域，用唯一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实在是时代的伟大进步。那些把自己的生命还局限在一条道路上的人，为了一点挫折和失败就垂头丧气甚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不是显得太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