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有的书上说是爱智慧。注意这里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

因为在智慧前面加了一个爱字，所以智慧变成了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内容，而是不断被补充，不断被充实，不断被提升的内容。所以哲学伴随着不断的追问，不断的沉思，不断的质疑和不断的澄清。哲学是以疑、问、思为其本质特征之一的。

但追问和沉思都不能代表哲学的全部，哲学还代表着行动。如果追问和沉思不能落在实际的判断，行动和经验中。追问和沉思就是浮泛的，没有根基的。就像傅佩荣所说，“没有哲学，人生是盲目的，没有人生，哲学是空洞的”。又如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所说，每一个人都有哲学。海边渔村的渔夫希望风调雨顺，老奶奶希望早点抱孙子，这些都是哲学。他引用了叔本华的话说，人是哲学的动物。每一个人都有哲学。这些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希望背后都有理念。其实这些希望背后不仅有理念，也一定有理念形成的追问，沉思，判断，质疑，澄清的过程。人其实是有爱智慧的本性的，不是只有伟大的哲学家才能爱智慧，人如果没有爱智慧的本性，那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形成自己的文化呢？在形成他个体的思想行动的过程中，在他面临诸多文化内涵，而选择某一些构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在“爱智慧”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调整、发展自己的理念，我们时时刻刻都处于爱智慧的现在进行时。

所以哲学不光是沉思，追问，哲学更关乎行动，生命的选择，人生的行动。如此看来，哲学是一个广泛的海洋。哲学是一个广泛的海洋，那么哲学是一个漫无目的的宇宙吗？哲学有没有在某个地方有一个收口，像多条线延伸，最后在某一个点交汇一样，是否是一个有目的的宽阔宇宙？

我国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方东美，曾经和一个来访的学者做过辩论，那位学者认为中国是没有哲学的。翻开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伦理学好像很多，要真正讲到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好像没有。方东美和学者进行了沟通和畅谈后，那位学者认可了，中国是有哲学的。他们说了一些什么呢？

不知道了。

但是，中国是一定有哲学的，并且有了不起的哲学。如果把中国哲学从哲学王国里除名，那么哲学失去了重要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哲学就不是哲学了。因为哲学一定也是伦理的，指向善的。如果哲学仅仅是一个无目的的宇宙，不涉及价值的宇宙，不涉及美与善的公理，哲学的老鼻祖们是不会同意的。

哲学最老的鼻祖之一，苏格拉底说，“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仍然像惯常那样对他说:朋友，你是伟大强盛以智慧著称的城邦雅典的公民，像你这样只图名利，不关心智慧和真理，不求改善自己的灵魂，难道不觉得羞耻吗？”苏格拉底所关心的智慧是改善自己灵魂的智慧，是往着善和好的方向去的智慧。教导人、劝勉人往善的方向去，往好的方向去，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实践。

苏格拉底的本体论是“地撑着天，是一个扁平的槽。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这些东西安排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正是一种要把他们安排的最好的力量，他们不在事物中找出一种神力，却希望另外找出一个支撑世界的阿特拉斯，比这种神力更强大更不朽，更能包罗万象。他们丝毫不想“好”这种担当一切、包罗一切的力量，然而这正是我最乐意知道的本原。”

关于存在，关于万物，苏格拉底才不关心本原是原子，还是什么其他气啊，火啊。他认为原因是好，是善。

我们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位老师先把固定答案，善，写出来了（谁说不能有固定答案呢？谁说老师不能讲固定答案呢？）。他可可爱爱地说道，“这是我最乐意知道的本原”。他不允许哲学是随意地知道，像天体在轨道上运行一样，他先确定了一个大轨道，大方向，是好，是善。

我们现在讲追问，讲澄清，是要讲证据的，是不能讲“乐于知道什么”而要讲“客观实际知道了什么”，证据指向什么的。我们的境界其实没有苏格拉底的高，苏格拉底的知道是“在价值层面的”，而我们的知道是“在事实层面的”。这个道理就像是现在对新冠疫情的抗击一样，有的国家付出部分群众死亡的代价，实现自然免疫一样，他们可能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他们可能是从经济数据上来说认为是“科学的”，是从某种视角，某个立场上，指向某种目的的“事实判断”，但是我们国家却认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不计经济代价的价值判断，权衡出来什么重什么轻，认为生命更重要。哪怕是一个生命。任何一个生命。

中国是有哲学的，有哲学的根基，更有哲学的传承。哲学的本质特征一定是善的。不善的东西再怎么追问，再怎么沉思，再怎么澄清，都不是哲学。

哲学还是群众的，我们国家讲人民情怀，人民立场，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的智慧，最哲学了。“苏格拉底他经常在群众中，因为他早上到广场上去散步，做体操，市场上人多的时候他就出现在那里，其余的时间他就在，可以遇到很多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