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国家的知识青年还在思考是否要去乡下砍树种地的时候，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已经出版了。
当我们的作家还在精心描绘大地里一片春意，人们忙碌着在弯腰插种的时候，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在小旅馆里已经不屑于“插种”，给了妓女五块钱打发她走了。
当阿城笔下的“孩子王”还在为某个汉字读音和老师争论不休时，相同年纪的霍尔顿已经厌倦了学校里的一切，无论是老师、课本、球赛，都让他烦腻透顶。
这家伙对什么都烦，对什么都愤怒，他不知道生活有什么乐趣，只觉得内心无比的孤独，想突破生活带给他的枷锁。
同《人间失格》相似，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与太宰治笔下的叶藏可以说是一样让人“讨厌”。但不同的是，霍尔顿是讨人喜欢的“讨厌”。
塞林格违背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美学观点，放弃了文艺作品中对于美的创造，他精心雕刻这样一个患有轻微精神分裂的少年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他甩掉了那些华丽的、虚伪的、冠冕堂皇的比喻，亲切的用“他妈的”代替。他用粗糙又直白的叙述，真实的写下了霍尔顿的经历，使其人物鲜活生动，引发读着强烈共鸣。这也是为什么此书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全美青年学生的一致好评。
这本书里提到了逃课，酗酒，嫖娼，离家出走。霍尔顿就如浪荡子般的存在，同样的写人物，写故事，写对社会的思考。
《麦田守望者》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一股子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感和自信感。我们说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不应该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可能文化上的距离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也不会相交。
借此机会我想对文化差异谈谈自己粗浅的想法。这几年也歪读了几本书，我们从横向上看《麦田守望者》出版时间与《人间失格》相差无几。
生活在美国的塞林格毕业于军事学院，父亲是犹太进口商，家境相当富裕。太宰治出生在日本津轻地区的津岛家，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之家。
我们先暂且不谈人的成长经历，就单单从生活环境来讲，出生在中国的知青们无论家境条件多么优越，祖辈上出了多少文人雅士，在举国上下都处在抗战胜利的亢奋中时，就精神层面来讲，他们缺乏自我意识。
同时受限于生活条件的艰苦、物资的极为匮乏，他们本能的从自身出发，考虑不了太多自己的内心需求，更不用说是认真的自我审视，先填饱肚子再说是当务之急。另外在大背景下，言论受限。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空前强烈。大家奋不顾身的想自我表现着，无论从各个方面都讲究向组织靠齐。假话真说，真话不说是当时真实的写照，他们虽然在狂躁中偶尔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却不想深入的去思考到底哪里不对。
二十多年后，王朔给大家“松了绑”。
我们看到，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和日本他们在通过人物反应社会现状时，小说人物的“自我”意识非常强，他们有着非常鲜明的性格特点，或嚣张或厌世。敢于直面自己身处的时代，且对时代说“No”。
虽然王朔也写了“浪荡子”，但是从深层次讲，王朔也就算是在讲故事，更多的是围绕故事来塑造人物。故事及人物背后你能读到的社会价值并不高。
反观《麦田守望者》这本著作，其中对于现代哲学中的“异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思考。现代技术提高了人的感官自由度却降低了精神层面上的维度。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道德和堕落结伴而行，整个社会都在堕落中谈论道德。随着利益关系被逐步放大，情感及人伦关系被退居幕后。讲究利益最大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缺少了真诚，彼此之间虚伪的热情着。
我不知道现在和五十年前相比到底是好了还是坏了，总之在这种环境下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没错，现在言论自由了，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了，但是人们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我们接下来谈谈人物塑造。无论是塞林格还是太宰治，亦或是王朔。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孤独。也许孤独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孤独是绝对的，不孤独是相对的，就像生和死一样。我们看到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在近乎病态的孤独下，是一种渴望超越自我的人性追求。
罗世平评价道：“霍尔顿为克服隔离感而产生的痛苦，又试图退化的知觉尚未产生的合一状态即人类诞生前的状态。他渴望能返回象征自然、黑暗的子宫。然而，霍尔顿似乎只能在幻想中寻求这种退化的合一状态。他幻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
不难看出，这种透过生命本质去洞察最原始的人性孤独的能力，没有人比塞林格做的更好了。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片沃土还是一片荒芜，我们身处的时代到底是更加自由了还是被束缚的更紧了，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写在最后：
我梦想成为一名麦田的守望者。
我想要拯救那些处于危险之境的纯真者，使他们免受精神的伤害，使他们坚守道德的阵地，不受堕落之苦。
我能做的不多，我没有能力写出中国版的《麦田守望者》，也没有能力写出中国版的《人间失格》，我只能把自己通过阅读的所思所想分享给大家。
在这个人人不愿意说真话的时代静静的书写着，书写着自己的一份执着和自尊。
希望关注我的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无论对生命、生活或者自己，可以静下心来深度思考一番，也欢迎大家在思考过后可以和我有所交流，期待与你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