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观群的师姐已经呼唤我好几次，希望我们可以在春天的季节再次内观。我何曾不想，只是当这个提议出现的时候，我内在不仅出现了欣喜的向往，同时出现了头脑不安的声音。这声音便是，在高考中考最重要的节骨眼儿，如果我和家长说了，他们会怎么样？

     于是乎，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和家长说。

     觉察“想要去内观”与“要不要和家长说”之间的矛盾：觉察到如果和家长说了，担心并恐惧家长的反应。担心家长有怒气，怒而不发；担心家长不满，担心家长说伤我的话。为了不让家长有这种状态，我头脑层面上可能宁愿选择不去内观，这样我可以让家长的情绪不那么动荡，不让她们有这些情绪，或者说不让她们有产生这些情绪的可能。我觉察到，我不允许家长有不满、不允许家长担心、不允许家长说我不好，不允许家长情绪有隐藏。哦，我潜在对他们有很多强制性。觉察到，我要允许他们有不满、允许他们有担心、允许他们说我不好，允许家长情绪有隐藏。

     当然，也在这个过程中觉察到了“道德”的制约。高考中考前，“道德感”赋予给一个老师的使命是：要全力帮助孩子们做好做好最后的冲刺，因为这是老师的“责任”。是，我对学生有责任。那我对自己的责任呢？我对自己要内在成长的责任呢？对学生的责任，是不是意味要放弃对自己的责任呢？是不是要做“自我牺牲”呢？

     突然想起来，《非暴力沟通》中曾经说：“女性更容易在这个社会中做自我牺牲，女性畏惧表达自主选择的权利。”要牺牲吗？要畏惧吗？我可以允许家长有不满，家长有担心。但该怎么权衡，在这个特殊时期内，我对学生的责任与我对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