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那年，遇到了一位年事已高的语文老师，他叫杨超寰。虽然仅一年的师生情，这在我们高中毕业后，所有学生回忆给我们最多的，便是这位老师。
高三那年，我的班主任姓“郝”，一个肥肥胖胖、个子低矮的中老年女性。眉毛浓密，眼神极为犀利，黑眼珠和白眼底交相呼应，但不知为什么，每每我想起她，记忆里总是那一抹浓郁的黑色。由于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我很少见她在全班面前爽朗笑过。郝老师管班也极严，严到只要她进班，我们都是低着头看书的，没人敢抬头看她。如果那时你不知趣地因好奇抬头看她，她会犀利地捕捉到你的头颅，并喝声到：“所有同学都在看课本，复习知识，都快高考了，要时刻做出备战的状态。”于是，那颗高高抬起的头颅便会俯缩下，恩，高考那一年，我们见到她都是低着头的。那一年，我颈椎很不好。
郝老师是全校优秀教师，带我们政治。上课时，郝老师的讲台上摆满了层层叠叠的教参和辅导书，她在讲台上如痴如醉地念着教参和辅导书上的话，我们在下细细密密地记着。有些是她深度咀嚼后我们能理解的话，有些则是辅导书上的原话。有些题与题之间是重复的，有些题与题的框架是没有厘清的。按照老师的要求，只要她讲过，我们就全要内化于心。我们要几乎能背过。那一年，我的政治笔记本大大小小共三本。课后作业繁多。有些是能理解后内化，有些则无法理解。咋背过？咋做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超寰老师的出现，对我们而言是“久旱逢甘露”，他的一点一滴就像甘露滋养着我们这些“精神枯竭的小草”。我们的语文课、政治课多在上午第一节，第二节。起先，我们实在饿地不行，会偷偷吃上两口饼。杨老师看见后，会细声柔语地告诉我们：“都还没吃饭啊？这样不会把你们饿坏了？......”我忘了老师之后的话是什么，但大致意思是他允许我们吃，只要不影响上课就行。这一点上，班主任郝老师的做法就像“后妈”。除了生活上，学习上，杨老师的风格迥异不同。他不会灌输给你繁多的辅导知识，也不会灌输给你复杂的作文结构。相反，他的课堂是以他的人生深度、他的智慧取胜的。他的机智、幽默、从容不迫，像潺潺小溪一样贯穿在每一节课，也滋养着我们每一个学生。
高三的生活快速又紧张，整个高三年级走廊盘旋着紧张、庄严、肃静的空气。我们文科班的后面是理科班，一墙之隔。夏日炎炎，我们上课总是前后门打开。偶尔，理科班一些老师讲课的声音会传到我们班，声音学究机械，但声音很快会消散。走廊再次陷入沉寂，猛然间，鸿声穿过，接着是隔壁班一串接着一串的笑声......声音一浪接着一浪，就像风吹麦田。不用说，他们在上语文课。倘若我当时在上政治课，灵魂早就飞过去了，飞到那片能给我们自由、幽默、滋养的沃土上。
杨老师低调沉稳。一次上课在讲作文时，他才隐隐透露自己曾获得过的文学奖。我们也在后来才知道，杨老师能够到北京、上海等更好的学校教课，但因为家庭，他放弃了。他的课堂上，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约束、条例；但他会潜移默化地告诉你，什么是“规矩”，什么是“约束”，什么是“条例”。除此之外，他告诉我们更多的是“兴趣”，真的热爱语文的兴趣。我还记得他再提朱自清《背影》那篇文章时，他一点一滴、轻声细语、诗情满溢地帮我们勾勒脑海中那幅荷塘月色。那份心中的甘甜，是一种无法分享的喜悦。
由于很多知识已经内化，所以他可以在内化的基础上任意地“自由发挥”，再衍生出一些新的“知识点”。当这些内化知识细细嚼碎给我们时，我们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所以，杨老师平时给我们的作业，极少；但他给我们带来的内在的提升和滋养，极多。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告诉我们“包容”、“宽容”、“大度”，还有“自由”与“平和”。
关于老师和我的交互有很多，这些“点滴”改天可以再写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