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作品肯定不是一味的赞美或者批判。因为任何一个值得优秀作品来表现的时代都是伟大与残忍交织的，任何值得优秀作品来表现的人性都是复杂多面的。
《四世同堂》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所传达的况味自然也是复杂的。
写《四世同堂》的时候，老舍本人并不在北平。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老舍自己都在南方。实际上那个时候他背井离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那之前他已经去过英国以及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而他的国家故乡，以及国家故乡带给他的文化和趣味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血脉里。所以，越是远离、越是那个国家故乡沉沦在战火与践踏中，他反而越觉得看得清楚。
在《四世同堂》里这种“清楚”也表达得那样清楚。
熟悉老舍的人知道，他是那样地爱着北平，以至于他在《想北平》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
熟悉老舍的人还知道，他的趣味几乎都是属于北平文化的：他喜欢种花养猫画画写字，也喜欢唱京剧哼大鼓；喜欢安适清净，在小院里喝温和的香片；也喜欢热闹，管闲事，帮助生活里遇见的街坊邻居警察车夫，约朋友，砂锅居大酒缸喝两口说说笑笑……这些无一不是属于北平小知识分子文化的休闲趣味与方式。
这些就是老舍心底的北平，也是老舍爱着的北平生活。
这写在《四世同堂》中，表达出来更像是一个游子对故乡的眷恋，对自己无法割舍的那种文化的眷恋。
祁老人的小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而比邻而居的钱默吟先生“的屋里，除了鲜花，就是破书和旧字画”，冠晓荷家一来客人必是“便宜坊的挂炉烤鸭”“老宝丰去叫远年竹叶青”“饭前饭后唱鼓书与二簧”……这一切都几乎是将老舍先生自己的生活拆开来的。又或者，这就是游子老舍年年在心的故乡生活。
但是，日本人来了。
“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松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那些带着点安逸与趣味的日子完了。
最直观的就是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那样立在街道上：人不再是自由的居民，而是被监视的囚徒，随时可能被宰杀的羔羊。
刚强迫所有的买卖都开门——不管能不能进得来货，又禁止所有拉洋车的谋生——因为“日本老爷”要来需要净街。路上搜查行人的士兵直接把手伸向女人的胸前；仗义轻财、老实顺从的看坟人常二爷挨了嘴巴。没有粮食，吃“混合面”吃坏了肚子的孙七被以消毒为名活埋；不能要脸，自己的国土沦陷学生老师都得上街去庆祝；肮脏猥琐的李空山、蓝东阳们得了势，老实本分的生意人祁天佑则被游街示众、羞辱逼死了。
最终也没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来入侵中国，不关心火星只关心护国寺的祁老人，看重家庭伦理、年节礼貌的祁老人，习惯了战乱中用水缸堵门、存好粮食和咸菜的祁老人，终于没能如愿以偿地过一个热闹满足的七十五岁大寿，终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失去了儿子和曾孙女。
读得出，这种情形下，作者老舍先生和他笔下的家乡父老们一起经历了心灵的灼烧与再造：那些曾经的“小确幸”如今都和生命一样，成了脆弱的奢侈品。
借着瑞宣的心声，老舍先生表达了对昔日追求安逸享受的城市文化的反省：“有点讨厌北平人了，别管天下怎么乱……呕，作了亡国奴还要庆寿”。
在这样的乱世里，曾经同样喜欢安逸享受的两个人走上了不同的路：“我是不大问国事的人，可是我能自由地生活着，全是国家所赐。我这几天什么也干不下去！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中国！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中国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假若中国是树，我便是花，尽管是一朵闲花。中国若不幸丢失了，我想我就不必再活下去！”——钱默吟先生渐渐觉悟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些清浅的安逸和与世无争，在他儿子的鲜血和许多屈辱中，终于不再是羁绊他的绳索。他把那些温吞吞的清高都深深地藏在了心底，转化成了一腔反抗侵略的热血。
而冠晓荷夫妇和祁瑞丰夫妇，则为了在这血腥的地覆天翻中还能保住他们的宴饮、弹唱、牌局、看电影、面子……那些享受与虚荣，而投入了魔鬼的怀抱。
然而，魔鬼终于还是把他们都吞噬了。
魔鬼不会因为他们的谄媚与跪拜而把他们当作人的。人，也绝对不是从那些精致的袍子和讲究的饮食，轻松的谈笑和刺激的娱乐当中拥有生存的价值的。
《四世同堂》里，我们看见许多人在这个时代里的转变：钱默吟的转变、高第的转变、以及那些更贫苦的、似乎和“国家”“民族”“自由”这些高大上的概念距离更遥远的人们的转变——比如警察白巡长、看坟的常二爷、给人搭棚和出殡的李四爷、刘师傅、钱先生的亲家金三爷、剃头匠孙七，还有喜欢风筝蛐蛐鼻烟壶把玩葫芦、戏痴的艺人小文夫妇。
是什么让他们转变的？这或许也是老舍先生自问的吧。
是原始的正直、善良，人情味？肯定是。如白巡长的一次次暗中相助，李四爷的仗义援手。但当读者看见小文夫妇的死，看见钱先生的转变，读者就明白了，不仅是善良，更是对自己深爱的文化的捍卫！
还是那种悠然而和平、温情而讲究的文化趣味。当读者随着老舍先生在战乱、鲜血、动荡、残暴中战栗，为着自己向往过的那种文化趣味茫然，难过，痛苦甚至羞愧之后，又随着老舍先生找到了这种文化带给人的动力：那一切的确脆弱，但那一切也确实美好，正是这种美好带给热爱向往它的人们以抗争坚强的勇气！
读到这时，老舍先生终于在对“北平味儿”的眷恋与反省中找到了答案。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文化意义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场牺牲巨大，影响更大的战争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意义也如此：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审美、生活理想与价值追求。我们会痛苦于曾经追求的美好那样轻浮软弱，会反省自身文化的局限。而真正获得新生的民族正是在对那些美好的眷恋中获得力量，让自己的文化精神变得更加富有深沉和坚毅的。
有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视作品，其中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琐事养我们，也要我们的命”，一个民族文化的涅槃不也正蕴含和源自于在那些琐事中的吗？当我们读《四世同堂》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