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动乱，但精神却是最为自由与解放，最赋予智慧及狂放的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必然衍生别样的社会风向。文人在如此“衰世”、“乱世”中，他们畏惧生死，却又不求长寿；追求姿容和韶华的永驻，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理、放纵享乐，这就构成了似乎是那么的潇洒不群、超得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魏晋风度。
充斥于这些天地之弃才的士人之中的，首先即是生死主题，对生死的忧惧，和对人生短暂的感慨。从孟德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到五柳先生《拟挽歌辞》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再到“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等等。所写所抒，皆为同一种情思。在怀疑和否定旧有儒学传统信仰的条件下，抛去两汉以来的经学束缚，就使人们转向药酒、姿容、玄道、山水。
而在“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社会环境下，门阀制度的政治背景中，寒门仕子多不得志。经世的传统政治热情已然冷却，朝不保夕的仕途生涯让人没有安全感，人命如草芥。在这样的社会上生存，生不得而知，唯有死是必然的，这短促的人生路程中总充满着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因此，必然的要求摆脱外在的束缚，渴望挣脱世俗的牢笼，撕裂社会伦理的虚伪面纱。唯有反诸己求诸身，只有自身的精神是真实实在的，把握真实的自我，无论是陶渊明的主动退避，还是门阀勋贵的身不由己，在魏晋宦海中沉浮上下。
随着儒家走向低谷，而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渐渐成为文人们精神上的信仰。因为儒家经典所讲“知其不可为而为知”，与道家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在如此乱世之中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后者。“游仙”则顺势成为文人虚无缥缈的追求和寄托，如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中的“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寻我青云友，永与时人绝。”等等。这些无不流露出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以及对仕宦的蔑视和对高蹈隐遁生活的赞美。所以，文人们都不再过问政事，大谈道庄哲学，去深究老庄哲学深奥的道理，玄学清谈之风开始掀起。
而魏晋除了战乱，更有频繁的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如司马氏代魏之时，“名士少有全者”，以致文人“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阮籍诗云““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从而进一步推动形成了文学的悲剧性基调，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政治色彩。以嵇康为例，对现实采取的是激烈的直白形式，以致广陵散成为绝响。魏晋文人对社会现实深深的无力感是他们悲剧的根源，他们在绝望中找寻希望，但往往亦是只能选择寄情于放啸纵酒，不求闻达于诸侯。
悲剧的色调自然导向柔弱，对韶华和姿容的追求便使得魏晋名士妆饰之风盛行。文士笔下的美在魏晋不属于女人的专利，恰恰相反，这个时候的“美”，多为男子。文弱的病态在时代的扭曲中渐渐导致整个社会的病态，数代之间，华夏阴柔之风怪异却又合乎情理地盛于烽火不断的魏晋时代。
魏晋的文人，从失去自我，到寻找自我，再到放大而扭曲自我，终至覆没而成后人空羡的绝响，在后世来者中，为他们的愁思和情怀指引着方向，涤洗其心中之风尘。
作者：曾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