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提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也许有人不知作者何人，但这些诗句皆耳熟能详。
这是唐朝诗人元稹的大手笔，出自其悼亡妻诗作《谴悲怀》、《离思》。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用情专一、爱妻深切的好丈夫。然而，正史《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现当代权威名家学者陈寅恪、卞孝萱，以及学界一些资深论者却一致盖棺论定：
元稹“依附藩镇”、“献诗升职”、“反对革新”、“勾结宦官”、“钻营相位”、“破坏平叛”、“打击裴度”，是一个“薄倖妇女”、“抛弃莺莺”、“玩弄薛涛”、“人品卑劣”的小人。他始乱终弃，“以情牟利”，“以巧婚而致通显”，以“巧宦”而“位至将相”，“以富贵终其身”……
更有人撰文在《光明日报》诋毁他：“在私生活中，并非只是凌辱了一个莺莺，他轻薄放荡，好色成性，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尽管妻妾皆有，但他仍与薛涛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与其妻同床异梦，既不专于前妻韦丛，又不忠于续妻裴淑” (苏者聪《元稹在男女问题上“一往情深”吗》，《光明日报》1985年7月2日。)。
来自权威人士的唾沫星子，来自权威报刊的覆盆拍砖，让我们不得不相信，生活中的元稹，是一个碎尸万段不解怨恨、掘其祖坟难消民愤的人渣恶棍。
然而真实的元稹果真如此吗？
“奸臣”原是直谏官
唐朝才子元稹，字微之，洛阳人，生于公元779年，卒于公元831年，小住人间五十三。自古红颜薄命，才士多坎。元稹一生多艰，婚配多难；直言进谏，常常被贬；奇诗妙文，代代被冤。人生的三大不幸，元稹一一遍尝。
元稹生于乱世，8岁丧父，家贫无以存生，母亲带上他和未成年的哥哥元积投亲凤翔的舅家。
元稹的母亲姓郑，今河南荥阳人，是一个集“女美”、“妇德”、“母仪”三者具美的贤德女人。因为家贫无钱上学，元稹的母亲就教他识文断句。《旧唐书》夸他母亲：“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新唐书》也这样夸他母亲：“稹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元稹也真为他的母亲争气：“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被校书郎。”9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15岁就两经及第，24岁就当上了校书郎，从事文章校对、典校藏书工作。这校书郎，别看官不大，但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是国家干部。
工作的单位高，但工资低，元稹不满意，继续“考”官。元和元年（806）四月，元稹考上了才识兼茂明体用科的状元，录用28名，元稹位列第一，授官左(《旧唐书·元稹传》为“右拾遗”)拾遗。
这一年，元稹28岁。
拾遗是古代社会的谏诤机构，是皇帝的智囊团，参政议政。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总参部、中央的政研室、纪检部、检察院，负责给皇帝出谋划策、监督检举官吏等等。左拾遗比右拾遗大，官位在七、八品之间。
28岁，参政议政，春风得意，指点江山。于是元稹初生牛犊不怕虎，知无不言，马上上奏《教本书》，指责皇太子的老师王叔文、王伾行事卑鄙，靠蒙骗太子获得宠幸，而且还大肆干扰朝政，建议皇上选用正人君子教授太子。皇上唐宪宗看了非常高兴。后来又上书议论西北边防大事。一介书生，小小年纪，议论边关防务，真是了得！唐宪宗马上召见向他讨问谋略对策。按说，皇帝爱才，不耻下问，应该是好事。但元稹遭到了主管领导杜佑的嫉妒。杜佑大家不是很清楚，他就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诗作者杜牧的爷爷。后来，为了杜兼的追改问题，元稹又上《论追制表》，这下又触犯了杜佑的权威。最后杜“执政”把他赶出京城，贬到河南当县尉。锋芒毕露，不安分守己，管不住自己的嘴，最终被贬。此时，元稹的母亲，为儿担惊受怕，这年七月忧惊而死。元稹又因为守孝，没去就任。
守孝三年之后，元和四年（809）二月，在宰相裴垍的提名起用下，元稹当上了东川的监察御史。东川就是今天四川省东部，地虽偏远，官却显赫。元稹带着家小，几十天奔波到任。历经母丧，又遭一贬，时隔四年，长大四岁。这次该吸取教训管好嘴巴了吧？谁知他又弄出了大事！
到任后，他日夜查账，明察暗访，多方听取意见，最后上奏举报前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反规定，擅自征税，私自没收塗山甫等地88户官民的田宅111处，奴婢27人，草料1500束，钱7000贯。当时贪官严砺已死，但七州刺史全部受到惩罚。
元稹虽然很称职，但人也很幼稚。他也没想想，严砺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上头没人为他撑腰，他敢吗？果然，和严砺关系好的宰相很厌恶他，害怕他再查出什么事，马上召他回朝，安排在东都御史台——远离西安的洛阳上班，以便随时监管。
从蜀地东川，到河南洛阳，路途崎岖，车马劳顿，到洛阳不久，元和四年（809）七月九日，与他相伴七年的妻子韦丛，芳魂永逝，年仅27岁。韦丛先后为他生了五个儿女，四个已经夭折，当时只留下了女儿元保子一人。
妻子死后，诗人写下了千古动人的悼念诗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元稹本想把妻子送到元氏祖坟咸阳洪渎下葬，但因职务在身不能擅离，只得将妻子葬于洛阳郊区。
这一年，元稹31岁。
洛阳东都御史台，主要负责地方事务，工作可忙可不忙。加上妻子亡故，到处走走，散散心，也总是可以的。谁知这个大愤青，没事找事，对于不规之事，总要管管。浙西观察使韩皋打死潮州安吉县长孙澥；徐州节度使王绍私自动用驿站车马（即公车）护送监军使孟昇灵柩到长安，并把灵柩停放在驿站内，元稹都一一检举揭发。河南府的工作人员房式犯法，元稹擅自停止他的工作，并火速上报皇上，为此皇上扣发了房式一个月的工资。
这个元大才子，到哪都不安分！朝中主管领导怕他在地方上又闹出什么事，马上将他召回京城长安。
元稹返回长安的途中，住在了敷水皇家办事处敷水宾馆。旅途奔波，元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没想到，这天晚上，出事了。
按照有唐规定，在皇家办事处住宿，无论官位尊卑，年龄大小，先来先住豪华正房，后来只能住偏房。就是说，先来先到。
早来，处长也可住正房；晚到，省长也得住偏房。这是王八的屁股——龟腚（规定）。
不巧的是，这天晚上，位尊年长的内官刘士元也来到了这个宾馆。这刘士元一向骄横跋扈，见元稹高卧正厅，也不出来迎接他，心中已是不快。仗着官大，倚老卖老，故意大呼小叫，一会让元稹出来陪酒，一会又让元稹让出豪华正厅，态度蛮横。元稹据理力争，一不陪酒，二不让房。刘士元发怒，一脚踢开元稹的房间，元稹来不及穿衣，只穿着袜子躲到后厅。刘士元不依不饶，拿着鞭子撵着打元稹，最后把元稹抽得满脸流血，这才住手。但元稹仍然不让房间。
第二天元稹没走。晚上，中官仇士良也来这个宾馆住宿。仇士良虽然是个中官，也比元稹的官大。他让元稹让出豪华正厅，元稹还是不让，仇士良发怒，又把元稹的脸打伤。
敷水宾馆事件，元稹是受害的一方，完全是无辜的。但是事出在因，绝非偶然。这与元稹在监察御史任上坚决惩办违法的官员有关，也与元稹的朋友白居易、李绛等举报仇士良有关。刘士元和仇士良是一路跟踪寻衅找事呢，还是途中巧遇，现在已无法考证了。
真是恶人先告状，还没等元稹回到长安，刘士元、仇士良的“状子”已经递到了皇上唐宪宗的手里。宪宗一听亲信宦官受到了委屈，那还了得？勃然大怒，准备严惩元稹。第二天，元稹才满身是伤地回到京城长安。好友白居易、李绛等马上前来看望，元稹噙泪诉说原委。消息传开后，朝野议论纷纷，都为元稹打抱不平。宪宗皇帝也暗中听到了议论，迫于无奈，暂时搁置立即严惩元稹的想法，交给朝臣在朝会上讨论处理办法。
在不抱偏见的旁观者看来，敷水宾馆事件，是非十二分明显，但如何处置，却出人意料。《旧唐书·元稹传》记载：“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这个“执政”，还是元稹冒犯的那个杜佑。杜佑认为，元稹是少年（都32岁了，还少年？），又是后辈，不能作威作福，于是把他贬到江陵府，做了一个平平淡淡的士曹参军。士曹参军，就是江陵地区的河务、桥务管理员。“务作威福”是个拿不到桌面上讲的“莫须有”罪名，杜佑的目的，就是要免去元稹监察御史这个首都京城职务，找什么借口，都是无所谓的事。
这里得说一说杜佑。杜佑是唐朝德宗、顺宗、宪宗时期的三朝宰相，威震朝野，权势在所有宰臣之上。杜佑此时也是一个“部委”的首脑，所以宰相裴垍虽然支持元稹，同情元稹，但碍于杜佑位高权重，独断专横，无法直接出面，只好由他的亲信李绛、崔群、白居易出面营救。
李绛、崔群先后连上两篇奏状，杜佑都置之不理。
白居易又不顾官场险恶和个人前程，上书《论元稹第三状》，直接站出来面对皇上唐宪宗。奏章虽然立论公正、事实准确、辞意恳切，让唐宪宗等人无话可说，但最后的处理，仍然是维持原判：贬逐到荒僻的江陵。接到贬诏，诗人来不及告别朋友白居易、崔群、李绛等人，也不能带走年仅五六岁的女儿保子（后被白居易等朋友安排护送），就匆匆赶赴江陵。
受辱敷水，贬弃江陵，一晃又是四年。
四年期间，有悲也有喜。好友李景俭看到诗人疾病缠身，又当爹又当妈，生活困难，于是在元和五（811）年，安排诗人纳安仙嫔为妾，在江陵重新组织了家庭。
这一年，元稹33岁。
元和九年，淮西吴元济叛乱，元稹受命跟随荆南节度使严绶平乱。讨伐逆贼，为民平乱，元稹非常高兴。谁知朝中有人为阻止元稹立功，正在征讨之时，突然把他召回朝廷。
这是一个阴谋。
据《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此时元稹、白居易的朋友李绛外贬他乡，宦官头目吐突承璀被召回京城任禁军中尉。恰在此时，仇士良前来淮西担任淮西平逆部队的监军使。无论是吐突承璀还是仇士良，都不可能让元稹立功升官，所以急急召回。
就在元稹准备回京之时，安仙嫔又不幸病故。安仙嫔与元稹共渡了五年光阴，为诗人生了一个儿子元荆。无奈之际，元稹带着女儿保子以及儿子元荆回京。
回到京城，朋友相聚自然高兴，但始料不及的是，依靠宦官、藩镇镇压永贞革新派起家的唐宪宗，正在策划着新的迫害。刘禹锡、柳宗元、李建、崔诏、白居易等先后被贬出京城长安，而刚刚回到京城的元稹则首当其冲，第一个被贬。元和十年（815）三月，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
这一年，元稹37岁。
来到通州，元稹大病一场，“百日余”后方愈。随后，元稹北上兴元与继配裴淑结婚，在那里再次组织家庭。这一贬就是十年，幸亏继室裴淑精心照料，元稹诗人千疮百孔的心灵才得以抚慰。在通州，诗人创作了很多好诗，广为流传。《旧唐书·元稹传》(《旧唐书·元稹传》，第3691页)说他：
“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州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贬江州司马，稹量移通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往来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元稹聪明机警，从小就很有才名。擅长写诗，最长于描写风的形态物的颜色，当时诗坛没有不提他和白居易的。无论官场文坛，还是街头巷子，全部流传，一时成为文坛流行风，他们的诗体被为“元和体”。但元稹因性格格爽、才华出众，朝中难容，被流放到荆蛮之地长达十年。不久，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就是《长恨歌》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江州司马。通州与江州，虽然离得很远，但他们经常书信往来、相互赠诗。所写的诗，有六十句、一百句甚至二百句的都有。江南人士，争相传抄吟诵，辗转流传到首都长安，大街小巷都有人传抄，抄诗用的纸张都涨价了。人们从诗中看出了他们流放贬逐的失意之情，无不伤感惋惜。
可见，元稹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
元稹的诗才，深得时任荆南节度使严绶和监军使崔潭峻的常识。元稹贬谪江陵时，严绶爱才有加，对他多方关照。《旧唐书·元稹传》记载说：“荆南监军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监军崔潭峻对待元稹很是恭敬，不把他当作小官员对待，常常索取他的诗作吟诵。崔潭峻也很佩服元稹，他回朝后做了一件事，使元稹峰回路转，容后面再表。
元和十四年（819），元稹终于结束了近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从虢州长史任上被召回京城长安。这一年，元稹41岁。
从元和四年，到元和十四年，从31岁到41岁，最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贬再贬，被扔到偏荒之地，再加上母逝妻亡，妾死子夭，诗人纵有千度的热情，也被人世的凄凉冷却成了破碎的冰块。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十年两弃偏荒地，物是人非两茫茫。回顾京城长安月，不尽泪水涤凄凉。
但是，人间要好诗。
元稹回京后，在膳部司工作，任“膳部员外郎”。这膳部司属于什么单位？员外郎又属于什么级别呢？
古代的国家体制是这样设置的，国家共有三省六部：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
尚书省下辖六部：
以吏部为首，掌官吏选授、勋封及考课之政，下辖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户部掌人口、土地、钱谷及赋税之政，下辖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下辖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下辖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及按复谳禁之政，下辖刑部、都官、比部、司部四司。工部掌山泽、屯田、营建与工匠之政，下辖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
这膳部司，隶属于礼部，管理祭器、牲豆、酒膳及藏冰等工作事务。司中有郎中、员外郎、主事三级司官。员外郎，也就相当于今天后勤部副司级官员。
当时的宰相令狐楚，是一代文宗，很欣赏元稹写的诗，对元稹说：“我曾经看过足下的诗作，所恨看得不多，你我相识太晚了。请拿出你所有的诗，让我一饱眼福。”(《旧唐书·元稹传》第3692页文云：“尝鉴足下制作，所恨不多，迟之久矣。请出其所有，以豁予怀。”)
元稹于是就整理了一百首古诗、一百首律诗，编为五卷，呈给宰相。并在前面写自叙，陈述自己的苦衷：家贫被迫走科举考试之路，步入仕途一直失意。从御史台被贬放十多年来，写了一千多首诗作，社会上很是流传，称为元和诗体。却有盲目效仿之人，把支离破碎偏激浮浅的诗歌，也看做是元和体；还有一些人，把语言颠倒、首尾重复、韵意相同的仿作，也看做是元和体。从此主管文学的官员考察诗歌变化的原因时，常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令狐楚看后，非常赞赏，称赞他是当代的鲍照、谢朓。
穆宗皇帝在东宫做太子时，嫔妃及左右的人唱过用元稹的诗歌谱成的歌曲，穆宗就知道是元稹的大作，曾经称赞说好，宫中一直称元稹为“元才子”。非常尊敬元稹的荆南监军崔潭峻，在长庆初年（821）回到朝中，拿出元稹的《连昌宫辞》等一百首诗歌呈给皇上。
世人皆传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不知元稹有《连昌宫辞》。更为人所不知的是，世代评论家认为，《连昌宫辞》境界高于《长恨歌》。《长恨歌》只叙述了一段爱情故事，而《连昌宫辞》寓意深刻，有讽谏作用。
唐穆宗看后十分高兴，马上问：元稹现在在哪里？
崔潭峻答道：现在南宫做一般的郎官。
唐穆宗一高兴，当天就提拔元稹官职，改任祠部郎中、知制诰。
这一下子就升为司长，还兼知制诰的工作，知制诰就是负责起草诏令的秘书。官升得太快了，而且还不是主管干部任免的吏部提拔的，所以朝中都很轻视他。然而当他起草的诏书一公布，显然与古人不相上下，当时广为流传，于是皇上更加恩宠他。他以前写的《长庆宫辞》等近百首诗歌，京城的人争相传抄吟唱。没过多久，他又被召入翰林院，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
翰林院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知识分子群体。翰林是文翰之林，文苑的意思。翰林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学家扬雄的《长杨赋》。而作为官名，则始于唐代。唐代的翰林院，是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为待诏。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皇帝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曾一度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开元二十六年（738），又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的人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开始时没有分等级，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一名资深者为承旨。
入翰林，地位飙升。任中书舍人，起草诏令，参与机密，权力日重。承旨学士，群儒之首，资深位显，前途耀眼，一片金灿。
再加上皇帝的亲信崔潭峻与元稹关系甚好，朝中宦官争着与元稹交往。这些宦官中，军队最高长官魏弘简和元稹走得最近，因此唐穆宗更加欣赏重用元稹，急欲任命元稹为宰相。
乐极生悲，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就在这时，河东节度使裴度挟私报复，三次上书举报，说魏弘简和元稹是刎颈之交、生死朋友，阴谋扰乱朝政，举报信言辞激烈。
裴度挟了什么私呢？
一是裴度与宰相令狐楚结怨甚深，而令狐楚欣赏元稹。元稹升任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与令狐楚在皇帝面前美言有关。也就是说，元稹是政敌令狐楚那边的人；二是因为在平淮西碑文上，裴度、韩愈与李愬、段文昌之间发生过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按说这事与元稹无关，但因为段文昌与元稹交好，一再保举元稹，使元稹得以晋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臣，不久又升任翰林承旨学士。因此裴度因段文昌而迁怒于元稹。其三，在长庆元年科举考试中，元稹又同意段文昌的举奏，通过严格的复试，使因舞弊考中的裴度之子裴譔落榜，裴度对元稹的不满加深了，矛盾激化了。裴度乘段文昌出镇外任、自己手握重兵征讨叛逆的机会，将别人捏造的内容作为自己攻击元稹的借口，以泄私愤，也迫使唐穆宗特赐其子进士及第。四是裴度也想当宰相，而元稹是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唐穆宗为了顾全大局，于是免去了元稹的承旨学士，任命为工部侍郎。侍郎是副职，工部侍郎就是工部的副部长，也特赐裴度的儿子裴譔进士及第，免试当官。
各打三十大板子，来了个平衡。政治嘛，讲究的就是平衡。
平衡是暂时的，目的是稳定大局，为自己赢得调查时间。裴度的三次举报，事情究竟有无？唐穆宗好像吃了苍蝇一样，不舒服。后来穆宗皇帝还真的把涉案人员全部抓获，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结果都是纯粹造谣，无事生非。
事情终于调查清楚，怎么处理呢？长庆二年（822），唐穆宗又来了个平衡：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任命元稹为宰相，免去其工部侍郎职务；裴度也为宰相，免去其河东节度使职务。……那些无事生非、造谣中伤之人，这次就不再处罚，也不再一一点名批评了，希望你们潜心修养，痛改恶习，如果再犯，严惩不贷。
这一年，元稹44岁。
可是，《旧唐书·元稹传》里却这样记载：“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旧唐书·元稹传》第3694页。)
在唐朝，平章事就是宰相，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中书省、门下省为政务中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与中书、门下协商处理政务之意。在今天，可以称为元总理了。
但是在任命书宣布之日，朝野的人都在轻笑元稹。《旧唐书·武儒衡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早先有一次中书省同僚一起食瓜，有蝇集于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一面挥扇驱蝇，一面弦外有音地斥叱：“适从何处来，而遽集于此！”致使“同僚失色”。同为中书舍人，武儒衡很是看不起元稹，骂他是苍蝇。
朝中的人为什么轻笑元稹？
道理很简单，他是皇帝一手提拔的，不符合干部提拔的手续。一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二不是组织部（时称吏部）直接任命的(见《旧唐书·元稹传》第3695页文：“宰相恶臣不出其门，由是百般侵毁。”)。加之在京城和地方上没有政绩，军中也没有战功，只会写点诗歌，不能服人。
元稹第三次遭贬后，向皇帝上书表白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我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却得了人生最大的荣耀，从朝中一般官员，一升再升，直至宰相。皇上你越是器重我，我就越受到众人诽谤，日夜忧危。我深知我没有功劳难以服众。我想建立奇功，报答皇恩，征服众人(见《旧唐书·元稹传》第3695页文：“宰相恶臣不出其门，由是百般侵毁。陛下察臣无罪，宠奖愈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翰林学士，金章紫服，光饰陋躯，人生之荣，臣亦至矣。然臣益遭诽谤，日夜忧危，唯陛下圣鉴昭临，弥加保任，竟排群议，擢授台司。”《新唐书·元稹传》第3832页文：“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
果然，时机来了。
当时王廷凑、朱克融联军把牛元翼围困在深州，朝廷赦免了王朱二人的罪行，并赏赐他们，命令他们收兵，二人不听。元稹因为受到皇上破格提拔，想立奇功，上报皇恩，下服朝臣，于是暗地里策划搭救牛元翼。正好有个于方此时想找元稹升官，向元稹进言说，有两个奇士王昭、王友明，与王廷凑、朱克融二贼很熟悉，可以利用反间计救出牛元翼。于方为了升官，愿意拿出自己的全部家财来办此事，还向元稹要了吏部的二十个嘉奖令，元稹都答应了。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有个叫李赏的人，知道了于方的计谋。因为元稹与裴度一向有矛盾，于是李赏向裴度告密说：于方受元稹的指使，打算勾结刺客王昭等人刺杀你。裴度当时忍着没有发怒，等到军中参谋汇报于方的营救计划时，他命令三司官员韩皋等人调查审讯于方，结果军事行动全部暴露。唐穆宗处理的结果还是平衡，元稹和裴度都被免去了宰相职务。元稹被贬到同州做刺史，裴度降为仆射。仆射是个虚职，虽然不是宰相，但级别待遇与宰相相同，仍在京城做官。《旧唐书·元稹传》中，完整地记录了这件事。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件事怨元稹吗？尽管元稹冤，还有谏官上书皇上，说裴度处罚得太重，元稹处罚得太轻。好在皇上怜惜元稹，只削去了他长春宫使的职位。同州，离京城长安很近，离长春宫更近，在同州的官员，一般都兼任长春宫使，负责保护长春宫。皇上削去元稹的长春宫使，虽说是做做样子，但也特别例外。
元稹被罢相，负责审判的执法部门三司还没有上奏皇上，即还未定案，京城长安市长刘道古就派人暗查元稹的处所，元稹上书告他，皇上发怒，一边处罚刘市长，一边派人安抚元稹。
元稹在同州两年，后来调任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东观察史。相当于今天的纪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一类的官职。越州会稽山山奇水秀，《旧唐书·元稹传》说元稹游山玩水，不修边幅，放意娱游，诗酬唱和最多。在越州八年，贪财好货。这些话水分太多。越州山高皇帝远，元稹思想行动上自由一些也有可能，但也不至于太过分，毕竟他是监察部门的官员。
大和初年（827），唐文宗继位，大赦天下，就地加授元稹为检校礼部尚书。大和三年（829）九月，召元稹回长安任尚书左丞。
元稹又身居重位，手握重权后，他并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仍旧一腔热血，为国尽忠，为民尽责。为了振兴法纪，贬逐被舆论指责的七名郎官。然而新旧《唐书》说他“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就是不检点，人心不服，是权谋之人陷害政敌的一贯手段，此类事件官场上比比皆是。
《旧唐书·元稹传》说，这时候宰相王播突然去世，元稹广求门路，计划谋求相位，最后未能如愿。大和四年（830）正月，元稹升任检校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被外派到武昌任职。从829年9月接诏回长安，到830年1月，掐头去尾，元稹在京不到五个月，就又被派往外地任职，元稹夫妇非常不悦。但元稹还是强忍苦痛，写了一首诗安慰妻子裴淑(裴淑，字柔之)，《赠柔之》曰：
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
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委婉地表明自己对再次出贬的怨愤。“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是安慰妻子，你嫁了一个浮云一样漂泊不定的丈夫，只要有你相随，走到哪里就是家，苦楚中带着温馨。
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元稹突患急病，当天死在武昌镇，年仅五十三岁。有一儿子叫元道护，时值三岁。
元稹的一生，生活得坎坎坷坷，纠纠结结，而正当施展才华的英年，就这么委屈地走了。
常理说，人一死，所有的恩怨，都应该随风而逝。
然而，元稹是个特例。他死之后，倾盆屎尿向他泼来，不尽口水向他吐来。直至今天，还有许多“花边剽客”，自称自由撰稿人，实乃文丐，为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收罗他的花边旧闻，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复制粘贴编排成书，损他骂他，鼓己之腰包，误人之子弟。
元稹，生之年受害，死之后受侮。从而成为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诗人、文人、宰相，也是最受伤害的一个人。
比之其他人，元稹这个才子直官，仕途之中，他不仅承受了一次次的工作冤案；百年之后，他还在承受着无穷尽的文学冤案。
元稹之冤，覆盆盖顶，道之不尽。我们先从“奸臣是怎样炼成的”说起。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