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梓炀
苏东坡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他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有的话别人碍于颜面，或许因为名利，不敢说出口，但苏轼他直言不畏，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给苏东坡树了许多敌。这时候他将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处事，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些“敌人”和苏轼之间的相处关系。
苏轼最早结下的冤家是程之才，这个人是苏东坡舅舅的儿子，娶了苏轼的姐姐，但他姐姐嫁到了程家之后生活十分艰难，和程家发生了许多矛盾，很早就去世了。按照苏轼的话来说，他姐姐是被程家一步一步迫害死的。苏东坡父亲苏洵就责备自己，说要与程家绝交。但苏轼被贬惠州的时候，朝廷的人却故意排了程之才到苏轼身边，去找苏轼的难堪，但没想到这两个人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非常要好，一起游山玩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苏轼有着十足的乐天主义，无论对方是谁，玩得来就是好朋友，也是他真性情的体现。这就是第一个不像是冤家的冤家。
第二个是胡宿，这个人不出名，和苏轼也没有太大交集，就是有一次苏轼弟弟苏辙的一篇文章，司马光很赏识，想要定为第一，但是胡宿坚决反对，在过程中还出言不逊。但苏兄弟两个人并非小肚鸡肠之人，并未记仇，反而和胡宿的侄子政治上结成同盟。看了前两个人，其实他们两个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只是由于各种原因，看似两人处在了对立的局面罢了，所以这也是这篇文章标题中“敌人”，用引号的原因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出苏轼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可以看到苏东坡敢爱敢恨，十足的乐天主义。
讲到苏轼的敌人，我们看完苏东坡传后第一想起的就是王安石了。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主要矛盾就是关于变法的争论。其实两人的关系亦敌亦友，都是峻自责，他们是君子之争，不耍小手段，相逢一笑泯恩仇。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不满，对皇帝上书，但被御史李定夸大其词，认为其诽谤朝廷，神宗由此对苏轼印象坏了，下令抓捕苏轼，这便是“乌台诗案”。此时王安石也被罢黜，但他知道了苏轼的凶险后，提奏了他三年来第一封奏章，为苏轼说话。如此相救，令苏东坡感激涕零，后来苏轼在上任途中，特地绕路去看望得病的王安石。在他心中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对方对自己仕途坎坷带来的怨恨，全是感激之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们一起游玩了好久。
后来王安石变法内容被司马光全部推翻，王安石在极度悲伤中去世了，苏轼极为悲痛，深情的写下了《王安石赠太傅》，在文中，苏轼给予了王安石极高的评价。颇有一番英雄惜英雄的味道。与己仕途观点对立的人都能惺惺相惜，苏东坡何人不能相处呢。
接着我们讲下司马光，苏轼前半生和司马光的关系十分密切，司马光重用苏轼，但后来司马光也和苏轼发生了一些矛盾，原因是苏轼总是和司马光唱反调。但不管怎么说，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在我们看来还是要和王安石好得多。司马光死了之后，司马光思想的继承人完全照搬司马光的一套，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国情，导致实施不当，苏轼坚决反对对方的主张，不断上书朝廷，有趣的是皇太后十分赏识苏东坡，所以司马光排的奏章只要呈上一张就不批准一张，不批下来他们就继续上谏，因此这个事件也闹得很久。苏轼在政党上两个产生摩擦的人，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不知苏轼这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或许更多的是惺惺相惜的痛楚和政治上心酸的无奈吧。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章惇，章惇就是那个在执政的时候将苏轼流放到海南岛的那个人。章惇在宋徽宗上台之后，反对宋徽宗执政，所以宋徽宗将它贬到了苏辙去过的地方雷州，那个时候正是苏轼被朝廷从海南岛调回来的时间。看两人的恩怨，全是有种风水轮流转的意味，若是站在苏东坡的角度去看，仿佛章惇是因果有报罪有应得啊。当然苏轼可不是这么想的，他最终和章惇还是和解了，根据记载，苏轼给章惇儿子章援回过信，在信中表达了对章惇的关心。
最后说一下和苏东坡沟通顺利的一个人，刘安世。刘安世和苏轼经历相似，也有一大段流放岁月，也被贬到岭南，一会被贬到梅州，一会到化州，在以前车马不通的 日子里可谓是一生舟车劳顿，日子十分难过，但他也坚强的活着，后来朝廷终于将它调回来了，这时苏东坡也从海南岛回来了，两个被贬多年的人在江西遇见了。也是缘分，两个经历相似的人一见面，只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也是苏东坡最成功的的一次沟通了。刘安世晚年的语录中，对苏东坡的评价很高，却没有夸大其词，写得十分公正。
以上，一如私人小怨的程之才，胡宿，再如政治两党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或者是贬黜自己的章惇和良好沟通的刘安世。无论恩怨情仇，大小是非，苏轼都能和他们和解，最终良好相处，或为朋友或为知己。苏轼说过：“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东坡心中没有隔夜仇，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矛盾对事不对人，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君子，都是一个个有趣不是个性的灵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时候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一致，却并不代表对方就是一个奸臣乱贼。苏东坡的所有矛盾都是其君子气节的体现，是他高尚人格的最好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