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山西泽州的大阳古镇，我住的客栈挨着文昌庙，庙里供着孔夫子。雕梁画栋，香火如潮，连屋顶的斑鸠都扑腾得格外有礼貌。
我向来对儒家“敬而远之”——敬，是不想褒贬古人；远，是怕一不小心就掉进“立德立功立言”的坑儿，再也爬不出来。
我并不排斥传统文化。1996年，我一度豪情万丈地投身“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想当个精神考古学家，从古籍里挖点儿“平等”“自由”“人权”的化石出来，搞一个中国版的文艺复兴。结果满心欢喜地翻完几箩筐古书，没挖出多少思想，多的是《家训》《劝学》《女诫》。这些玩意儿如今都打包成了“国学励志鸡汤”，讲得极其动听，活得特别压抑。
说实话，中国古代典籍里对现代文明的贡献……不说“寥寥”，也是“龟毛兔角”。偶尔冒出两句像思想的句子，也会立刻被朝廷修辞加工，镀上皇帝的金边儿。
就拿“法家”来说吧。如今它在公众印象里几乎成了“愚民贫民，万古恶法”，但若放在当时，反而是一缕稀薄的理性萌芽。早期法家的原则，其实挺现代。商鞅的《商君书》的中心思想有三：法律必须公开、执行必须严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这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年代，简直像黑夜里开了电灯。只可惜灯刚亮，开灯者就被电死。
商鞅被车裂后，后继韩非子提笔一改，将原本的“人人平等”改成了“君王至上”，更提出著名金句——“人主喉下有逆鳞，凡敢触者，必杀。”
我这辈子没少触逆鳞，也没少被关进“号子”里接受教育。文化复兴运动也不例外。等我回到社会，新一代“文化传人”早就粉墨登场了。他们高举复古慕祖、尊王攘夷的大旗，像喊文革时的口号。有人吹响《弟子规》的唢呐，有人敲起《二十四孝》的破锣，声称这是“中国人的灵魂”；还有人坚信，只要全国人民都背《三字经》，中国人就能重回春秋盛世。
那种感觉真是“播下龙种，长出跳蚤”。我想商鞅活转过来见到韩非，大概也会如此感慨吧。
我常拿古印度与中华文明做比较。前者是“最残酷的法治社会”，后者是“最成功的人治社会”。
印度的《摩奴法典》写满残暴，中国的《大学》《中庸》里荡漾着仁义。
《摩奴法典》把社会切成四层：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不同种姓严禁通婚。低种姓甚至不可以触碰高种姓，如果无意触碰乃至看到高种姓，重辄剁手挖眼。上厕所要分级，连喝牛奶的资格都写进法条。听起来残忍，但至少规则清晰：谁该干什么、谁绝对不能干什么。
婆罗门不能跟首陀罗抢饭碗，首陀罗不能摸《吠陀》经书。于是上层负责念经，底层负责种地，起初社会还算稳定。
可时间久了，社会开始“内卷”：婆罗门和刹帝利人满为患，岗位有限，连祭司都要卷资质。法律又禁止他们碰低级工作，于是大批“高贵失业者”诞生了。他们的原则是：饿死可以，干活不行。哪怕粮仓就在眼前，也只能瞪眼儿看着老鼠大快朵颐。
既然活不下去，还得保持身份尊严，那只好转向精神产业。哲学、逻辑、伦常、宇宙论、数论一齐登场。毕竟，贩卖思想也是一门求生手段。
低种姓则活得更现实。他们没资格读经，却有资格干活。更妙的是，他们拥有唯一世袭且不被侵犯的“职业权”——剃头、驾车、织篮、做饭、盖房、做生意随便都能换口饭吃，弄不好咸鱼翻身，连养孔雀的首陀罗都能混成国王。
于是反对种姓制度的“沙门革命”，领导人清一色出自上层种姓：释迦牟尼是刹帝利，富楼那迦叶是婆罗门。底层人呢？他们正忙着割麦子，没空革命。
再看中国。我们的人治社会温情如水，我指的是血水。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有半数人口被屠戮；无数农民子弟在仁义之名下互杀，门阀贵族换个朝代继续升官。所谓的王法就像卫生纸，今天擦嘴，明天擦屁股，用完就扔，反正随时可改。最终在人头骨冢血海的废墟上，撒上一撮仁义道德，立马就香飘四溢。
可怕的是，在这温情脉脉的语气下，权力完成了最优雅的统治。人人被“感化”成听话的模样：父母靠孝，上司靠忠，皇帝靠仁。这些词看似高贵，却没一个能追责。你若敢问个为什么，立刻有满门抄斩的仁义道德忠孝节义来感化你。
法治的冷酷，也许可怕；但人治的温暖，更危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股温度是来自炮烙，还是来自灶台。
有人替人治辩护：“中国太大，太复杂，得靠灵活。”可灵活在这里，多半是给上面留空间，给底层下夹子。你随时可以被温柔地失踪，还得感恩涕零。
古印度的法治把残酷刻在碑上，中国的人治把血腥藏进道德。一个让人畏惧规则，一个让人信任权威；前者催生了哲学，后者助长了奴性。
我们太容易崇拜“明君”，但没人敢检验他的“明”，只会歌颂他的“君”。
来到大阳古镇那夜，风从孔庙檐下穿过，风铃发出一阵叮当声。香火缭绕，我忽然明白：我们并不是缺德，也不是怕法；我们只是太相信人。相信“天降玄鸟，圣人临世”，于是一次次把命运交出去，与死人同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