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现在大家以“温故知新”来说明温习的重要。过去我是如此理解。即使知道温习重要，除了上学时，为了考试而温习功课，工作后却再也不曾“温故”。既然做不到“温故”，就更不用谈“知新”了。所以，这章的内容，长时间，在我的经验中，只停留在对前半句的了解。

对本章内容，朱熹说：“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

朱子“所学在我”之内容，即所“知”之“新”。若所知之新能”应不穷”，才能为师。这是对“知新”做了限定，并非旦有所“知新”，便可以为师。所以绝不能简单把这句当作温习功课讲。若学生温习功课，而从中找到自己学习疏漏，那不过是查漏补缺，如此温出的内容，对学习者来说是“新”，但对他人来说未必是新，因为这些知识，都已经包含在“故”之内。

充分的理解“故”，而不能有“新”知出来，始终在“故”中打圈转，这对文化的传承有其意义，但并不推动思想的发展。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说：“释经则与传注参体，……传者转师，注者主解。”

“传者传师”，就是传老师的意思。“注者主解”，是为“转师”而作的解释。理想情况下，传与注，都不是发表“知新”理想场所。按古人对“经”的定义，“经”是亘古不变的，是没有错的，所以对“经”传注，理想情况，就不该带有专注者个人的“新知”。“经”不会错，错的只是人对“经”的理解。这样迂回着，才能在传注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这对思想的发展，形成固滞作用。

读《论语》本章，孔子说“知新”，才“可以为师”。按照“传注”的功能定义，作“传注”，不是师，至少名义上不是。因为专注者，所知之“新”若有，也都归到了“经”中，而不敢说是自己“知”出的。

细品《论语》这章，根本就是对“知新”的鼓励。“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说可以出师了，可以自立门户了。这与传统社会对“传注”的态度可不一样。相反，倒是与佛教提倡的“智齐于师，减师半德；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景德传灯录·卷六·百丈怀海》）有几分相似。“堪传授”，正所谓“可以为师矣”。温故知新，智过于师，可以为师矣。若能如此解这章，景德后，就当出现思想发展之新高潮。

可惜，佛家的这话，200年后在南宋终于被儒家接受，但却变成了“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这样一改，又退回到了传注的传统中去。白白浪费了，思想解放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