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了本书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的部分内容。重点如下：
一、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
大多数二战后形成的主体民族为主的独立国家，在殖民解放、获得独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求工业化。而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
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是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同理，其城市化也属于资本集聚的经济过程，一般也是从农业、农村和农民提取剩余，形成积累。
由此可见，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
中国的发展同样遵循上述规律。除了农业自身的贡献外，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尤其表现为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得劳动力，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
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因国内资本和技术短缺而陷入“外资依赖”，其主权债务主要在追求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形成。
采用这种作法，如果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向外转嫁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一般情况下，这是很难实现的），更严重的是，一旦国际地缘格局变化下其外部投资援助中断，国内往往会爆发经济危机，更有可能蔓延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亦即陷入各种“发展陷阱”。
中国同样在资本原始积累时向外进行了大量举债（来自苏联老大哥），也经历了国际地缘格局变化导致的外部投资援助中断（赫鲁晓夫时期，老大哥与中国翻脸），但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工业化完全中断；
在那段艰难岁月中，上述问题虽然也诱发了人道主义灾难，但也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主要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艰苦奋斗”。
当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工业化已经有了飞速发展，以至于在2008—2009年的那场危机到来时，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在主动推行惠农政策的同时，加大投入财政资金，有可能将农村打造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