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时间：2016年8月14日，20：30-21：50；1小时20分钟；
阅读书本：《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作者：温铁军等；东方出版社；P1-P30;
阅读目标：了解中国发展
阅读方法：细读
笔记及感想：
对于中国的发展，过去了解得很少，而现在很多的文章也是褒贬不一。希望有更原始的数据可参考，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获得自己的独立思考。
自序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不可逆。任何工业化都绕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一部分，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中国在纳入金融资本的全球竞争之前的那个一般性的工业化过程，可以按照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原始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在经济指标上则表现为新中国60多年，平均达到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
在进入工业化之初，还面对两个非常窘迫的基本制度方面的矛盾：
其一是农民高度分散；
其二是资本绝对稀缺。
只有靠“对外开放”吸引国外资本才能推进国家工业化；并且，只有按照国外资本的制度要求，改造本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能运转外资经济。而这，对于通过百年浴血奋斗才重新获得主权的中国人而言，无疑要支付更大的制度成本。
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1、战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
除了农业自身的贡献外，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尤其表现为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
2、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辍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
任何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追求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都不得不采行事实上的“亲资本”政策，长期以来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利益代表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远大于乡村。
最近的2008-2009年危机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主动推行惠农政策的同时，加大投入财政资金，有可能将农村打造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从整体的社会稳定来看，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60年来，特别是30年改革期间，已经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平均起来大约10年一次）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
近年来宏观环境的新变化：
1、资本过剩条件下中央政府政策调整为“亲民生”。
只有在资本不再属于稀缺要素和国家债务压力下降成为客观具备的外部条件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才可能真正贯彻“亲民生”政策。
2、“发展主义”导向下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资源环境，难以真正“以人为本”。
新世纪以来的这一轮由地方政府和因内在的流动性获利动机而必然具有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二者联合推动的征地高潮，已经是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高潮，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30%留在乡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到5%-10%。
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随着中央政府于2004-2006年间实行了最终免除农业税的改革，农村事实上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极大弱化了“三农”作为“人口池”的劳动力蓄水池的危机承载能力和社会调节功能。
2003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宣布：新增人口永不分地，加上政府推行的“发展主义”的制式教育体系也在思想上激进地驱使他们彻底离农。
于是，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随之淡化--新世纪以来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乃至于整个社会成本，三者叠加，联动推高……
客观来看,“三农”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迅速减弱，面对危机的巨大压力，最关键的仍然是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中，强调以“更加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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