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的三斤娃
1978年的夏天，广西十万大山深处的偏僻小山村，还处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年代。村里人每天都要下地挣工分，工分就是口粮，就是一家人的活路。
盛夏酷热难当，天空像一口密不透风的大蒸笼，空气里弥漫着稻禾被晒得蔫软的气息。我母亲挺着七个多月的孕肚，依旧在生产队的水田里插秧。裤脚卷到膝盖，小腿上沾满泥浆与草屑。那天太阳格外毒辣，她直起身擦汗的瞬间，一股热流骤然顺着裤管滑落，眼前猛地一黑，她踉跄着蹲下身，低喊了一声：“哎哟，肚子疼，要生了。”
一同劳作的婶子们瞬间慌了神，忙不迭跑去喊我父亲。父亲闻讯赶来，来不及回家收拾，先将母亲扶到田埂上，又把她安顿在村里运秧苗的独轮木板车上，一路跌跌撞撞往镇上卫生院赶。车轮碾过凹凸不平的石子路，发出吱呀刺耳的声响。母亲一手紧紧攥着车把手，一手护着小腹，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砸在木板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我就在那个燥热的上午，匆匆忙忙降临人间。比预产期早了一个多月，出生时仅三斤出头，活像一只没长毛的小老鼠，皮肤皱巴巴地裹在骨头上，哭声细弱得几乎听不见。父亲后来常说，他守在产房外，第一眼看见我这般模样，心一直悬在嗓子眼，生怕我熬不过去。
姑姑匆匆赶到卫生院，找了件大人的旧衣裳，把我轻轻裹进衣袖里，就那样揣在怀中，一路颠簸着把我带回了小山村。
回家后，母亲本就身形瘦小，再加上早产体虚，一直没有奶水。可生产大队的哨声没等她坐完月子，产后第三天，就催着她下地挣工分。那年月，工分比什么都金贵，少出一天工，家里粮缸就少一口粮，一家人就得挨饿。
母亲每日下地后，照顾我的重担便落在了奶奶身上。她把家里仅有的糙米反复淘洗，放进瓦罐里慢火细熬，直熬到米粒软烂，熬出一层清亮的米油。最上层那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她先小心翼翼盛出一小碗，用嘴唇反复试温，再一勺一勺喂进我嘴里，看着我小口小口吞咽下去。
村里不少人见了我，都摇头叹道：“这娃怕是养不活。”
可我终究活了下来，像田埂边无人照料的野草，凭着一点点稀薄的养分，倔强地抽出细弱的根茎。只是身子骨始终单薄，七岁那年去村口上学，站在同龄孩子中间，我显得格外瘦小，胳膊细得能清晰数出骨头节，活脱脱像电影里的三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