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何曾照沟渠──读《史记》、《汉书》之《晁错传》

>> 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 正如“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也不是晁错被杀的原因。

>> 迫于无奈，刘邦在建国初期，只好实行“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京畿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外围地区，实行“封建制”，封了许多王国，由王国的国王自行治理。当时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充当中央政权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篱笆的意思（藩篱）。所以这些国家就叫“藩国”，这些国家的君主就叫“藩王”，他们到自己的封地去则叫“之国”或“归藩”。这样一种郡县与封建并存的制度，就叫“郡国制”。

>> 刘邦叫刘季，其实就是“刘小”。他哥刘仲其实就是“刘二”。刘二是个没有用的，他儿子刘濞却能干，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那时刘邦正发愁吴越一带没有一个得力的王侯去镇守，就封刘濞做吴王。不过刘邦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刘濞的样子似乎有“反骨”。但是君无戏言，覆水难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过来，只好摸着刘濞的背说：五十年以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万别造反。刘濞立马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说侄臣哪敢呀！

>> 晁错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能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 问题在于晁错的对立面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袁盎是一个正义耿直的人。当他还只是个秩比六百石的“中郎”（侍卫官）时，就敢对汉文帝说平定了诸吕之乱的绛侯周勃只是功臣（有功之臣），不是社稷臣（和国家休戚相关、和君王生死与共、和朝廷肝胆相照的栋梁之臣），气得周勃痛骂袁盎，说我和你哥是哥们，你小子却在朝廷上诽谤我！后来，周勃被免去丞相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的人落井下石，告他谋反。周勃被捕下狱，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宗室诸公莫敢为言），挺身而出为他辩诬的，却是当年说他“坏话”的袁盎（唯袁盎明绛侯无罪）。周勃的无罪获释，也多亏了袁盎的努力（绛侯得释，盎颇有力）。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正派的。这样的正直之士，难道是小人？

>> 袁盎也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担任陇西都尉时，“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担任吴国丞相时，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偷偷相爱（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袁盎知道后，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并不追究。后来，这个下属听说东窗事发，畏罪潜逃，袁盎又亲自把他追了回来，将婢女赐给他，还让他担任原来的职务。七国之乱时，袁盎被吴王扣押在军中，看守他的军官碰巧就是此人，于是袁盎得以逃脱。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厚道的，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报。这样的仁恕之士，难道是小人？

>> 实际上袁盎在朝廷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江湖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帝时著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是他发现并推荐给朝廷的，武帝时著名的直肠子汲黯也非常仰慕他（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汲黯是被认为几近“社稷之臣”（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人。他也常常不给皇帝面子（数犯主之颜色），直言不讳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就是他，讽刺汉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后来居上”（该成语即典出于此）的也是他。汉武帝对他是又敬又怕，礼遇甚隆，甚至让他三分。大将军卫青入侍宫中，汉武帝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平时晋见，汉武帝衣冠不整就见了。但如果是汲黯来了，汉武帝一定衣冠楚楚，郑重其事地接见。这样的人都敬重仰慕袁盎，袁盎难道会是小人？

>> 袁盎还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他的朋友也多为侠义之士，比如季布的弟弟季心。季布、季心这哥俩都是“为气任侠”的。季布的特点是“一诺千金”，季心的特点是“勇冠三军”。季心做中尉司马时，连他的长官──中尉郅都对他都客客气气。郅都是景帝和武帝时期有名的酷吏，外号“苍鹰”，行法不避权贵，皇亲国戚见了他都侧目而视，他也不把那些凤子龙孙放在眼里，却唯独尊敬季心。郅都尊敬季心，季心则最为尊敬袁盎。季心住在袁盎家里时，把袁盎当作自己的长辈，把灌夫和籍福当作自己的弟弟。灌夫和籍福也是侠义之人。灌夫的特点是“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籍福的特点是“左右逢源，善与人谋”。这两个也都是侠义之士。此外还有剧孟。剧孟也是大侠。袁盎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了危难，上门求救，不推托说父母尚在，也不装着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约就只有剧孟了。袁盎与季心、剧孟、灌夫、籍福等人为伍，可见袁盎的为人是很慷慨的。正因为袁盎兼有国士和侠士之风，所以他其实是死于国难──因为反对梁王刘武谋取储君地位而被刺身亡。而且，梁王派来的第一个刺客还不忍心对他下手。这样的死国之士，难道是小人？

>> “智囊”这个词，最早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里子（樗音初）的身上。樗里子这个人，大约是足智多谋的，故“秦人号曰智囊”，并有“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的谚语。

>>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还会希望实行。

>> 当时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国”。

>> 晁错终于如愿以偿，参与朝政了。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这个人，是不甘寂寞的；而历史选择他来唱削藩这场大戏的主角，也绝非偶然。可惜，历史选错了人。

>> 俗话说，树大招风。朝廷大臣对这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一路青云直上的家伙原本就心怀不满，现在见他今天改革，明天变法，把原来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便恨透了这根“搅屎棍子”。第一个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当时就找了个岔子要杀他。事情是这样的：晁错因为内史府的门朝东开，出入不方便，就在南边开了两个门，把太上皇庙的围墙（壖垣）凿穿了。这当然是胆大妄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这个说事，“奏请诛错”。晁错听说以后，连夜进宫向景帝自首（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于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为晁错开脱。景帝说，晁错凿的墙，不是真的庙墙（非真庙垣），而是外面的墙（乃外壖垣）。那个地方，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故冗官居其中），没什么了不起。再说这事也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气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么人？是追随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辅重臣。这样一个人都搞不定晁错，别人又哪里斗得过？不难想见，这件事以后，晁错自然更加恃宠骄人。这里得顺便说一下，就是申屠嘉这个人，绝非小人，司马迁称他“刚毅守节”。他“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也就是从不在家里面谈公事，任何人都别想走后门。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他家里求见。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 申屠嘉也从不拍马屁，反倒疾恶如仇。汉文帝有个“幸臣”，叫邓通。这家伙是个小人，也是恃宠骄人（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申屠嘉却不吃这一套，逮住把柄就问罪，邓通把头磕破了也不顶用，最后还是皇帝出面赔礼道歉说好话，才算了事。这事让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恶晁错，就等于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恶晁错。晁错得罪了申屠嘉，则等于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 晁错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什么叫“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 执着好不好？做一个学问家，执着是好的。做政治家，执着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该坚持时坚持，该妥协时妥协，坚持而不失灵活，妥协而不失原则。

>> 晁错是那种为了理想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误人大事。也就是说，这种人只有“美学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作为小说人物十分好看，担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误国误民。

>> 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

  武侯治蜀与“攻心联”

>> 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谯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 他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几乎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这叫什么？这叫公开、公正、公平！结果是什么？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 作为个人，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曾总结了他的四种精神：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

  变法帮了腐败的忙──读《宋史》

>> 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 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

>> 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 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

>>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

>> 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

>> 不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的《史记》确实不可同日而语，此司马也不是彼司马。但司马光绝非没有头脑，甚至也未必就是“保守派”和“顽固派”。

  荒唐的正义──读《明史·奸臣传》

>>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 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六十一年；乾隆次之，六十年；第三汉武帝，五十四年；第四明万历，四十八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 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倭寇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

>> 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

>>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读夏坚勇《湮没的辉煌》

>> 另一位吴中义军领袖孙兆奎的表现则令人拍案叫绝。他差点没把“贰臣”洪承畴活活羞死。洪承畴是早期降清官员中职位最高也名气最大的。他在松山被俘投降后，崇祯皇帝以为他死了，曾下令为他建“昭忠祠”，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成仁”。孙兆奎被俘后，洪承畴来审问他，说：你从军中来，可知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当时谣传史可法未死）？孙兆奎的回答是：你从北方来，可知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恼羞成怒，急忙将孙兆奎推出辕门问斩。阎应元不过卸任典史，竟使清人折三王损十八将；孙兆奎不过被俘义军，却视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督帅如行尸走肉，这真是许多人想不到的事。

>>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往往不约而同地举出康熙为例，说明“巍巍荡荡的汉文化”是如何使一个征服者被征服。夏坚勇《寂寞的小石湾》和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夏坚勇说：当康熙皇帝津津有味地批阅江宁奏折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泄得相当充分”。余秋雨则说，康熙亲政时，大清朝廷“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一个说“流泄”，一个说“流泻”；一个说“热情”，一个说“热忱”；一个说“难以抑止”，一个说“压抑不住”，简直如出一辙。中华文化既然如此灿烂辉煌，举世无双，那么，为之倾倒，为之献身，为之殉节，甚至因之而改变对一个政权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更不能说它没有根据。事实根据是：当康熙皇帝对汉文化那种“难以抑止”或“压抑不住”的“热情”或“热忱”被文化人真切地感受到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开始放弃了对抗。曾经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甚至还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了皇家修史局，参加康熙布置的编修《明史》工作。这就反过来证明，黄宗羲他们当初反清，正是为了捍卫汉文化。现在汉文化已安然无恙，而且康熙们对汉文化的热爱甚至还超过了汉人自己，那又反他做甚？

>> 总之，文化是第一位的，王朝是第二位的。王朝的灭亡没什么要紧，只要文化不亡就好。

>> 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为文化而死的人也有（刘宗周可以算一个），但不是全部。文化并不决定一个人是战是降。

>> 不要小看这种精神的力量。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却又屹立不倒，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屡遭毁坏却又延绵不绝，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是，“执法如山”的强项令是，“倔头倔脑”不肯投降的庄稼汉是，“呆里呆气”据理力争的读书人是，宁可得罪人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是。其共同特点，是认准了的事，撞到南墙也不回头。

>> 的确，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这些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湖南人，观念不同，主张不同，归属也不同，但都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叫“霸蛮”。曾国藩一介儒生，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是霸蛮；谭嗣同本可流亡海外，却宁愿选择牺牲自己以唤醒国人，是霸蛮；蔡松坡以弱抗强，率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是霸蛮；毛泽东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深入不毛，扭转乾坤，也是霸蛮。就连王船山居瑶洞四十余年，写成等身著作，没有霸蛮的精神怕也不行。总之湖南人的精神就是霸蛮。听听湖南人的口号就知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是霸蛮；“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是。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 [插图]

>> 实际上，几乎所有亲身接触前方战事的官员都有一个由“剿”而“抚”、由“鹰派”而“鸽派”的过程。怡良如此，颜伯焘如此，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以及后来出场的耆英、牛鉴，也如此。

>> 对此，茅海建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一样。”其原因，他认为是战区的地方官负有实际责任，由不得他们像非战区的官员那样可以不负责任地大唱高调。[插图]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战区的地方官身临其境，比谁都清楚“夷务不可为”，大清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

>> 于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就唱高调，负有责任的就说谎话。可见，谎言与高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谎言之前必是高调，高调之后必是谎言。谎言往往是高调逼出来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简单：要想杜绝谎言，必先从杜绝高调始！

>> 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插图]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

>> 茅海建先生总结说：“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插图]我想补充一点：在专制制度下，也需要点技巧和心眼。刘韵珂就是证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调就是说假话的氛围下，唱了“反调”讲了“真话”（真实的想法），却不但没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职──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交战省份督抚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人。这不能不归结为他的“为人乖巧”。

>> 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刘韵珂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制度的悲剧。作为专制制度中人，刘韵珂辈做人的最高境界不过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来的“制敌方略”和“锦囊妙计”，大约也只能是些“阴招”。刘韵珂靠着这一套在官场上混，也许还能如鱼得水。一旦置身于一个全新的国际大环境，就总有一天会混不下去。即便咸丰皇帝不让他“回家养病”，他迟早也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崴了脚。

  非典型腐败──读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 清制，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州、县不同，是两个，即藩台和臬台。藩台和臬台同为省长，只是职权范围不同。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简称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另外，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简称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另外，也管邮政和监考。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局、科、办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政府。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藩司），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臬司），号称二司。二司是平级单位，平时各行其政，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政府，藩台和臬台也都是省长，只不过藩台的行政级别（品级）要比臬台高一点。

>> 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就说巡抚相当于省长，其实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他们是中央官，不是地方官，因此也都有中央政府的职衔。

>> 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是名义上的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