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本企业文化实践的书，作者提到企业文化和利益关系时显得“羞羞答答”，再三说到“不能不提到利益”之类的话，似乎说文化的事情而提到利益，就显得不那么“高尚”似的。

　　其实，熟悉企业文化实践的人都知道，利益机制是企业文化首先需要面临的和解决的；企业是为了盈利而存在的，利益机制是企业首要的基础性“关系”。因此，作为一个组织的文化，企业文化首先面临的恰恰就是如何处理利益关系的问题，要回答如何获取利益、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家以赢利为目标的企业中，谈企业文化而不涉及利益，反而是一件荒诞不经的事情。小到企业大到国家，如果文化不能和利益机制相关联，就会衍生出说教式的假道德和“神圣道德”，甚至直接导致人们行为的扭曲以及管理体制的错乱。在这一方面，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及其遭遇给了我们一些很客观的启示。

　　儒家思想有许多在现代社会依然有其独到价值的地方。比如孟子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提倡仁政、养浩然之气及反对兼并战争等等，具有很积极的意义。但不可否认，儒家思想包括孟子的思想之所以被司马迁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从当时的竞争性环境及社会形态来说，也的确有其局限性。

　　比如，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兼并和被兼并、侵略和反侵略的“相互攻伐”形势。这是人类历史上必经的一个相对黑暗与野蛮的时代，似乎难以马上用“仁政”来化解，而以泯灭人性和讲求效率著称的法家却很受宠。另一方面，对于各国的王公贵族来说，他们手中的所有权力和利益，都是被视为“私有财产”而不是“公共资源”的，要让他们主动地拿出这些资源来给百姓、但同时又无法确认能够“物有所值”，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有了这两个基本的判断，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包括孟子思想的一些“不可操作”的地方来了：

　　比如，宋国的万章问：宋是一个小国，要实行仁政，但齐国、楚国这些国家要出兵打我们，该怎么办呢？孟子说，如果实施仁政，天下的人都会翘首以盼，拥护他来做君主，齐楚虽强大，有什么可怕呢？从“道理”上看，这个说法可能没有问题。但统治者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我仁义了，百姓就一定拥护我吗？百姓拥护我了，就一定为我卖命吗？百姓拥护我了，能够帮我抵御住齐楚的入侵吗？如果不能给出这些具体的答案，简单的所谓“仁政”的确无法说服他们。

　　同样的问题，滕文公也问过孟子，孟子说：这个问题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深挖护城河，加固城墙，和百姓共同守城，百姓宁可牺牲也不愿意离开，就有办法了。再接着问，孟子就举了“古代太王”的例子，说古代太王原来住在fen地，北方的狄人老是来侵扰，怎么妥协都不行，太王就跟大家说，狄人所要的是我们的土地，你们何怕没有君主呢？我要离开这儿，免得大家受我的连累。于是越过梁山，在岐这个地方住下来。仁政是“好东西”，但不能帮助国王守城，万一城守不住还得效仿古人迁走，放弃大好河山，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从另一方面看，孟子希望一些统治者把土地分给农民，减少他们的税率，并且举办教育教化民众。但问题是如前所说，对于统治者来说，所有的土地、税收等都是几乎是他们的“私产”，有谁愿意拿出自己的“私产”来交给民众以实施“仁政”？比如，还是拿滕文公的例子来说。孟子和滕文公说，只要给农民足够多的田，少收他们的税，他们就可以安居乐业了，国家有难，他们就能够誓死保卫了。其实这里面存在三个值得怀疑的问题：第一，多给农民田地，拿谁的给？谁愿意把自己的地给别人？别忘了，后世的“土改”是你死我活的；第二，国家少收税可行吗？有那么多的人要养，要维持奢靡的生活，没有钱怎么行？所以，对于贵族和国家的“王”来说，他们经营的，都是自家的一份“生意”，怎可拱手让人？第三，让农民富足了，他们就一定愿意起来保家卫国吗？理论上可能讲得通，但实践中不一定。就比如说，多给员工发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一定会高吗？

　　所以我们说，企业文化的建设中要避免儒家式的“神圣伦理”，并不是说儒家的所有理论不好，而是要面对企业这样一个盈利组织的特点来设计和实施适合的文化。比如，孟子和梁惠王谈到利益的问题，孟子认为不应该谈利益，如果一个国家上下相互争利，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自然，在企业中，利益问题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不是你持续地进行道德教育就能够解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以孟子式的高尚道德来要求员工。做企业的管理者，要下大力气持续地处理好利益关系，而不是肤浅地或阴险地去教育大家轻视或忽视利益关系。

　　企业与国家不同，古代与近代不同，但人性在基本面上还是相同的。所以，学习传统的好东西，一定需要在现实的组织和利益关系当中，找到其适合的路径，而不是人云亦云，将一般人不可学、不可实践的理念一股脑儿地搬运到现实中。企业的文化，首先和最终要解决的，永远是和普通人最相关的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