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改行后，与李四合伙开了个公司。公司经营没几年，由于决策失误，严重亏损，最后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了。

王五是公司的得力干将，从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不离不弃，最终到达人生巅峰，成功让公司拖欠其工资40万元。

眼看两个股东就要撂摊子，王五把宝全都押在法律上，通过司法途径要求公司支付工资。拿到法院判决后，王五喜不自胜，所有诉讼请求全部支持。

律师告诉他：“不怕公司不给钱，到时候申请强制执行，把老板拉进黑名单。”

王五成功把老板限制了高消费，于是接下来几年，老板变得更节约了，而王五听得最多的法律术语就是“终结本次执行”。

面对执行难，王五是乐观的，因为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始终相信有更专业的律师可以帮助到他，事实上后来他确实找到了更专业的律师。

律师说，“这笔钱要想追回来，办法是有的，但绝不是继续申请恢复执行，你先交两万块律师费。”王五一听，显然在执行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当即交费。

律师接着说，“这公司我调查过了，2012年就已经被吊销了营业执照，现在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但一直没有清算。按照我的推断，这公司财务账册肯定混乱，只要他账册不齐，清算不成，股东就要完蛋！”

律师一说，王五就一乐，他知道张三、李四还是赚了不少钱的，成天戴N95口罩，区区40万，好说好说。

事不宜迟，律师火速搞了一份完美的清算申请书，要求对公司启动强制清算。

听证会上，两个股东都愤愤不平。

张三说：“我早就不参与公司经营了，公司经营全都是李四负责的，所有东西全都在李四那里。你别找我，跟我没关系。”

李四说：“你不要哈刚八刚，我参股之后就没经营过，全都是我阿爸在经营，账册在我妈那里。我不知情，也别找我。”

看来是拿不到账册了。法院很快裁定受理，一个月后又决定由上海某红圈所成立清算组。清算组自然是非常专业，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原因是这公司现在啥也没有，连账都查不清楚，无法清算。

为此，王五垫付了两万块清算费用，终于如期拿到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书》，马不停蹄地复印了几份，连同律师给他的起诉状，又交给了法院。

只见起诉状上写明，张三、李四作为清算义务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而无法进行清算，故应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开庭的时候，张三又说“你找李四”，这让李四很恼火，觉得张三这家伙不够朋友。

“都说了账册在我爸妈那！”话音刚落，李四打开背包，几十本账册堆了一桌。这下，法官也觉得很恼火了：“你听证的时候怎么不提交，现在才提交，后果自负！”

闭庭之后，律师胜券在握。没过多久收到判决，王五跟律师都傻眼了，判决书用仿宋三号字体赫然写着“驳回王五全部诉讼请求”。再一看，法院认为既然有账册，就不能认定账册已经灭失；既然王五没提供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灭失，就更不能追究张三、李四的责任。

所里的老法师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开庭的时候法官态度好，不见得就能判你赢。”此言果真是金玉良言。但法院判得也太离谱了，上诉是必然的。

律师下笔千言，针对一审判决条分缕析，还让王五收集了一大堆证据。令人没想到的是，证据都没采信。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尽管如此，二审法院还是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张三、李四承担连带责任。

问题来了，既然李四提供了财务账册，为啥法院还是判决他承担连带责任呢？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李四在听证会上不交出账册，清算责任纠纷开庭时才拿出不完整的部分账册，显然属于怠于履行行为。而至于“无法清算”，法院作出的终结裁定就可以直接证明，不需要王五再提交其他证据。

要想让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其核心就在于“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4条、第15条有专门规定，在这份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甚至将最高人民法院第9号指导性案例拿出来当做“反面教材”予以辩证否定。新的规定主要加入了因果关系要件，即对于财产、账册灭失无法清算的结果没有原因关系的小股东，不再一刀切地让他们承担责任，这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债权人追索债权而言，新规定也不会造成显著障碍。启动强制清算程序，是债权人在破解执行困境中可以选择的方案。

如果遇到执行终结，万万不可一再申请恢复执行，否则只能钻进死胡同。不如跳出执行困局，换个角度来看，或许会是柳暗花明的另一番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