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上的梧桐树该有四十岁了。树皮上嵌着深浅不一的裂纹，像谁用指甲慢慢划下的印痕。秋阳斜斜地打下来，叶片的金边簌簌往下掉，不多时，陈先生的旧书摊就被半地碎金埋了个半遮半掩。
陈先生总穿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褂子，袖口磨出毛边，却永远扣得整整齐齐。他摆书的动作像在侍弄庄稼——竹编筐子要按大小排好，最老的线装书得垫块蓝印花布防受潮，平装书脊朝外，码得像田埂一样齐整。风穿街过时，竹筐里的书页会轻轻掀动，有的脆得像枯叶，有的软得像浸了水的棉纸，混着樟木箱的沉香、旧纸张的霉味，还有陈先生保温杯里飘出的茉莉花茶香，在暮色里慢慢游荡。
我第一次见那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就是这样一个傍晚。她拎着个藤编菜篮，篮子里躺着几棵青菜，显然是刚从菜场过来。她没像别的客人那样东翻西找，只站在最靠里的竹筐前，手指像怕碰碎什么似的，轻轻抚过书脊。指尖划过的《唐诗选》，顿了顿；划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停了停；最后总会落在那本《茶花女》上。
那本书的封面早褪成了淡褐色，边角卷得像波浪，却总被擦得干干净净。我后来才发现，是老太太每次来都要做的事——她会从菜篮里抽出块洗得发白的手帕，小心翼翼地擦掉封面上的浮尘，动作轻得像在给婴儿擦脸。书页间夹着的半朵白玉兰，干枯得呈了琥珀色，花瓣薄得能透光，阳光好时，能看见纹路里嵌着的细小红尘，是几十年前的春天留下的影子。
这样的相遇持续了三个月。老太太每天傍晚准时出现，站在《茶花女》前，不说话，不还价，像在完成一场无人知晓的仪式。陈先生从不打扰，只在她来的时候，默默把那只保温杯往旁边挪挪，腾出块更宽的地面让她站。
她终于开口那天，晚霞正漫过对面的青砖墙。砖缝里的野草被染成金红色，风卷着梧桐叶打旋，像谁在巷口撒了把碎火。“这书原是配着收音机听的。”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点老派的温吞，像浸在水里的棉线。
我和陈先生都没接话。她指尖划过扉页上模糊的钢笔字，那字迹洇了水似的，只能看出是“赠……安”两个字，末尾的日期被虫蛀了个小洞。“他总在傍晚拧开旋钮，”她忽然笑了，眼角的纹路里盛着夕阳，“越剧的调子混着书页声，我就坐在旁边剥毛豆。”
菜篮里的青菜晃了晃，像是在应和。她的手指在“安”字上停住，像在抚摸某个看不见的轮廓：“他是中学里教语文的，说话总慢悠悠的。说玛格丽特的茶花，不如咱江南的白玉兰干净。那年春天他去虎丘，折了枝白玉兰回来，夹在书里说，等书看完，花就成了书签。”
她顿了顿，手帕又去擦封面，这次擦得格外慢：“后来他被调去乡下，书没带走。我每天傍晚拧开收音机等他，越剧唱到《西厢记》的‘长亭送别’，就对着书里的玉兰发呆。再后来……”她没说下去，只是把书轻轻放回竹筐，菜篮的提手在胳膊上勒出道浅红的印子。
秋意深的时候，街上竖了块牌子，牌子上说要拓宽街面，旧书摊得搬了。陈先生收拾书那天，我去帮忙。竹筐里的书少了大半，只有那本《茶花女》还躺在老地方。陈先生用牛皮纸把书裹了三层，绳结打得方方正正，递到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没接。她从蓝布衫的兜里掏出个小铁盒，盒子上的漆掉了大半，露出银白的锡底。打开时，“咔嗒”一声轻响，像时光被碰了下。里面躺着枚铜书签，巴掌长，雕着含苞莲花，花瓣的边缘磨得发亮，显然被摩挲了无数次。
“这个留着压书吧。”她把书签放在牛皮纸包上，铜面映着她的白发，“他说过，好文字得有分量的东西镇着。当年他教学生读‘无可奈何花落去’，总用这书签压着课本，说镇着的字就不会跑，得用点分量把它们留住。”
陈先生捏着书签的手顿了顿。含苞莲花的纹路里卡着点绿锈，像谁不小心滴进去的春天。
那天傍晚，我帮陈先生把最后一筐书搬上三轮车。老太太站在梧桐树下，看着我们离开，蓝布衫的衣角被风吹得轻轻摆。车转过巷口时，我回头看了眼，她正弯腰捡起片梧桐叶，夹进了菜篮——那里没有青菜，只有半朵干枯的白玉兰，和那枚含苞莲花书签留在石桌上的浅痕。
后来我再路过那条巷，路面拓得笔直，新铺的柏油亮得能照见云影。梧桐树还在，只是树下没了竹筐，没了保温杯，没有了旧书摊，也没了穿蓝布衫的老太太。但偶尔有风掠过枝叶，我总觉得能听见些细碎的声响——像是书页翻动，像是越剧的调子漫过青砖墙，又像是谁在轻轻说：“这花成了书签，就远是春天了。”
我才真正明白，旧书摊从不只是卖书。那些被时光浸软的纸页里，藏着无数个没讲完的黄昏：有人在《林海雪原》里夹过粮票，有人在《婚姻法》单行本里写过情书，有人在《新华字典》的“爱”字页折了角。它们都在等，等某个路过的人，不小心碰响了里面的回声，让那些沉底的时光，忽然就亮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