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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马背上的朝廷》第一章 寻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 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1680年代和1740年代）

巡幸是经典所认可的一种礼治和宽仁文治形式，在当时，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各省低层官僚和地方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汉族士人是如此想法。毕竟，汉族精英可以从中受益——将他们的满洲君主理解并公开描述为严格恪守亘古永存的为政原则的“开明”（可以理解为“汉化”）的天子或是转世的圣君，这是如同他们一样的礼仪专家所定义的为政原则。

巡幸是有多层意义因而具有高度争议性的礼仪活动，纵观历史，有关为政之道和政治权力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借巡幸得以表达并相互博弈

从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巡狩是由当时连年不断且无规则可言的战争以及地方相对各自为政的政治形势发展而来的。巡狩将军事训练和对于诸侯领地的管理混在一起，作为维持在贵族武士集团间脆弱的效忠和顺从联系的手段。因此，这只是在政治权威和官僚行政中央集权出现和完善之前的一种手段而已。

秦始皇是第一个（当然不是最后一个）将经典所认可的巡狩，拿来作为一种扩大皇权和进行监督的手段的皇帝。“皇帝巡狩”贯穿整个帝制时代

巡狩是有着仪式上的限制，而不是绝对的禁止。秦、汉、隋、唐时期（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世纪）皇帝们常常巡狩，尽力展现他们的宽仁和仪礼上的得体，常常祭祀五岳以及祖先陵寝，进行大赦，蠲免赋税，恩赏老人并赈济贫穷。

在日益演进的官僚反对巡狩的修辞传统中，移动中的统治者越来越被看作，不仅是与节俭和仁治，而且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与新生官僚利益集团背道而驰。巡狩或巡幸总是遭到官员的批评，即使它们严格说来很符合礼节规定和为政之道

在文官地位得以巩固，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之后，许多士大夫认为，民政的具体细节最好放手由他们自己裁决，皇帝不要干涉。

巡幸不再被称颂为皇帝活力和勤勉的象征，它已被南宋的许多官僚斥为皇帝挥霍和怠政的表现。

一方面是“帝制官僚”模式，皇帝为中心，居住在固定的都城，领导着由受过经典教育的文官和仪礼专家充任的农业官僚机构；而另一个是“帝制联盟”模式，取决于一位移动的、被一群紧密团结的忠诚部落同人和政治谋臣相伴左右的君主。现代专家正确地提醒说：“将由北方人所建立的政体，视作与定居的汉人所建立的稳定帝国不同的游牧帝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游牧’邻邦，没有一个是纯游牧的。

在戴德看来，“明朝不仅保留了许多元朝创新的制度和做法，而且新的汉人统治精英自身所表现出价值和态度，与以前元朝武士贵族的相似，而这些常常与儒家的规定相左”

康熙和乾隆皇帝利用了这一内在的多重意义。两人都恢复了巡幸，为了谋求一种平衡：一面是迎合受经典教育的汉人精英的政治文化，另一面是明确维持民族—王朝（家产制）统治。对于盛清的统治者来说，巡幸这种礼仪是一种绝好的工具，以申张他们自己民族—王朝之美德和例外主义的意识形态。

两位皇帝恢复巡幸，实际上是强化民族—王朝统治的精心举措，推崇狩猎既作为“祖制”，又作为出巡中常规典范形式，同时也不取代源于上古圣君的经典模式。为了调和由于相似（文化的同化）所带来的合法性与由于不同（民族的区分）所产生的支配之间的紧张关系，康熙和乾隆的朝廷运用了王朝孝道的意识形态话语。

举行狩猎以提升旗人和官员的军纪和士气，而更为一般意义上的巡幸也被认为是全面整饬吏治。

皇太后在出巡中的这种双重形象，反映并再次强化了一套地缘政治的假设。在南方时，乾隆皇帝的母亲是作为有着性别意义的皇家游览者出现的。她以这样的地位出现，是对江南美景以及这一地区精英们自豪感的承认。与此形成对比，在季节性的塞外迁移中，皇太后是民族—王朝纪律的严格执行者，劝勉其子保持祖制并告诫他不要图安逸（在满洲人看来，这明显是汉人的一个缺点）。皇太后的现身，证实了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的季节性迁移，确实是恢复民族—王朝活力的活动。那么，皇太后就是意识形态的“屏幕”，各种各样文化上经过校正的爱新觉罗家族的形象可以投射上去。她作为意识形态“解码器”的效用，最终是源于她无可争议的、既在汉人也是满人的意识形态中作为乾隆皇帝孝道的固有对象的地位，而不论“孝亲”在既定环境中应该意味着什么。

康熙和乾隆皇帝都发现，需要用汉族士大夫可能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民族—王朝特权的主张。即便如此，还是有对抗的时候。“法祖”和“恪遵家法”所传达的孝道，是作为特别重要以及和解的原则出现的，它极为抽象，足以弥合（至少是在意识形态上）官僚的得体礼仪举止的理想与皇帝强化民族—王朝使命之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