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 读书笔记
作者：刘刚 李冬君
四、家国中与西——国家伦理观与天下伦理观
1、国家理念的产生
黑格尔指出，伦理精神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最初的人，是在家庭中参与伦理生活，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命运实体，那就是“家”。而市民社会，则是对“家”的否定，成长起来的个体，必须走出家庭，走向“家”的反面——社会，去追求个人权利，“为寻求承认而斗争”。斗争中，伦理似乎丧失了，宗教起而代之，信仰救赎伦理，教堂取代家庭，而有了超越自我的新目标。当否定之否定到来时，国家伦理又凸显出来，在国家伦理中个体成长为国民。
黑格尔认为，唯有国家，才是伦理精神的最终实现。国家高于个人，个人成为国家的一员，方能重启伦理，并以此获得客观性和真理性，只有在国家中，个人的自由才得到了终极的肯定，他宣称，他的哲学是与公众有关的存在，是纯粹为国家服务的。
这样的国家理念，看来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家国情结有相似处，都是主张从家到国。但有所不同的是，在黑格尔的“家国三段论”里，家与国之间，还有个市民社会，而儒家的国家论则直接以家为原型，君父一体，家国一致。但，国非终极，国的后面，还有个天下，儒学不满足于国家，没有把国家作为最高的存在，而是要把国家发展为天下。
2、天下观里的背反
在天下观里，有一个中国式的二律背反，那就是既要严防华夷之辨，还要追求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这样产生的裂变，反而使国家丧失了目标和方向，究竟要自我中心，以天朝自居，视他者为夷，与世界为敌，还是四海为家，天下为公，人类大同？
如此分歧，导致两个在内涵上并不一致的中国，欲前者，形成了一代代王朝和一个个王朝中国；求后者，则出现了高举“吾道一以贯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旗帜的文化中国，儒家思想把这两个中国绑在一起，在肯定现实的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又为君主专制提供了“致君齐尧舜”的尧舜之国的理想。
这两个含义的中国，一个是基于现实满足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王朝中国，另一个则是充满理想散发着玉文化光芒要为人类谱写大同篇章的天下观里的文化中国。
本来，一代王朝的正当性来源于文化中国，可王朝中国在以文化中国应了所谓“天命”以后，就把文化中国束之高阁，投向未来了。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文化中国从来就不是个正在进行时，从未产生过能够制约权力的制度化力量。它只是在一代王朝受命时，才被王权拿出来作为王道摇旗呐喊，并以道统自慰一番。也许，它对于作为王权政治基础的士人阶层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对于士人的政治理想能够产生启发和引导作用。但它的前提显然有误，谁能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方程式里求得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解来？
理想与现实，就这样分裂了，在古代君主专制王朝的现实里求人类大同的解，当然行不通。这样一道历史的难题，中国儒家思想解了两千多年，从天理解到人欲，从吾心解到宇宙，从天听民听一直解到圣王合一，从圣人革命解往天下为公，自以为得了两个政治一体化的正解，一个解是人民价值论，另一个是圣人革命观。以此两解，化民可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岂非如此耶？然而，以之改制，却行不通也！近人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正是有鉴于此，而梁启超为王安石立传，则已知改制必败且不可行也。
3、国家观伦理与天下观伦理
中国儒家思想，虽然也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以国家作为伦理精神的代表，以“三纲五常”为王朝中国伦理精神的集中反映，却不认为国家是伦理精神的最终实现。因为国家后面还有个天下，在国家观伦理的后面，还有个天下观伦理，其精神实质并不一样。
所谓“国家观伦理”，就是以国家为最终目标的伦理，国家精神就是最高的伦理精神，是绝对精神的伦理化存在。
而“天下观伦理”则以天下为公和人类大同为目标，是超越了“治国”阶段的“平天下”伦理，其根本有两条：一条是“人民价值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下者，人人之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天听自我民听”等；还有一条，便是“圣人革命观”，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天下观伦理”中，正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言，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非君主论，乃君客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