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6月23日发布 李玉民
中国近代留学的三次热潮追逐考察近代中国人留学外国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它是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的。这些在百年中国出现的逾10万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把曾雄跨世界东方近二百年的大清帝国急速地推到了灭亡的境地。同时，也惊醒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素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自诩的国人，不得不正视向来被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世界，有识之士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探讨强国御辱、救亡图存之道，于是，1872年8月，包括詹天佑在内的30名幼童乘船离上海赴美，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成为当时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先锋。
其实，早在与外国侵略者交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有的官员就认识到列强船坚炮利，技术精良，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达“富国强兵”、维护清朝统治之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搁置未办。直到1868年，经曾出任中国使臣率团出访欧美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之手，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报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向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选派计划，1870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又与李鸿章磋商，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最终，才于1872、1873、1874、1875年分四批各3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3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向清廷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一部分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一部分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1877年3月，第一批有组织派遣的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林永生、严复等在内的留英、留法学生顺利成行。几年后，大多留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严复成为著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刘步蟾、方伯谦、林永生、刘冠雄等则成为海军的指挥骨干。中国的“西学”向西方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中国近代留学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有些官员认识到，日本的崛起，得利于当年被派往欧美留学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战后又发出了派遣有志青年留学日本的呼吁。清政府也想企图通过向日本派遣学生，造就通才，富民强国以挽回颓势。“以强敌为师”、以“求学如求医”的精神，试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成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再加上到日本路近、省钱、文字相近、交流方便。在这种背景下，在1896年派出第一批13名留日学生后，赴日留学日渐成风。据统计，1901年为280人，1902年9月为614人，1903年增至1300人，到1906年11月猛增至8000多人。数万留学生中，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居多之外，也不乏老翁、幼童和女子。因为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出现的这股热潮，所以大多学的是军事、政治等课程。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许多留学生如秋瑾、章太炎等，在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熏陶下，逐渐走到了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旗帜下，“导致一种民族精神的出现，以后又转变为自觉的民主主义运动”，成为反清爱国运动的主体，“为中国重新开启出一条光明之路”，涌现了一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1909年，清政府正式决定接受美国所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派遣学生赴美的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1910年留美学生已有500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650人。庚子赔款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所得的赔款。美国用所退部分资助留学生的目的，是想“影响、控制中国的下一代，从精神和商业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同时，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为潮流。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留学热潮。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涌现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驰名中外的学者和科学家，如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马寅初、周培源等，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史上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热潮。当时国家正处于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人们感到痛苦彷徨”。法国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摇篮，于是大批“输世界文明于国内”的人们，形成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运动前，留法学生不足200人，1919—1920年间，增至近1600人。这次留学热潮的最大特点是，他们把“俭学”和“勤工”、 教育和生产劳动有机结合起来，“以自己的实践对传统的留学教育进行了观念、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新纪元”，涌现了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型知识分子，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骨干，也造就了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综观三次留学热潮，虽然由于国内外政局不断变化，导致决策者的留学指导思想也随之变化，留学热潮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但是，谋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则是不变的共同的主题。在近代百年留学史上，尽管也有消极方面，但涌现的无数爱国志士豪杰，无可辩驳地成为一支“新兴而特殊的先导力量”，在近代社会各个领域，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