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雪夜——中年，以别离为名的修行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正月，当苏轼再次牵马踏入汴京城门，口中呼出的白气与城门下的炊烟混杂，竟让他感到几分恍惚。三年凤翔历练，洗去了书生的青涩，锻造了实干的气魄。他原以为，重回这座承载过少年梦想的都城，是崭新的开始。却不曾想，命运在此刻，为他拉开了名为“中年风霜”的沉重帷幕。
彼时的汴京，龙椅刚换了新主人。宋仁宗驾崩，宋英宗继位，新帝虽礼敬文士，却也因体弱多病，让朝堂暗流悄然涌动。苏轼怀着满腔抱负归来，按例得赴馆阁试。然而，一句轻飘飘的“初入仕途，需再历练”，便将他搁置在“监登闻鼓院”——每日面对的，不过是堆叠的百姓诉状、冰冷的文书归档。这与“致君尧舜”的宏愿，隔着千山万水。
更大的失落接踵而至。馆阁考试，他倾注心血写下《御试制科策》，针砭时弊，力陈“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等革新主张，字字恳切，句句肺腑，最终获得“第三等”评价；然而，剑锋所指、触痛权贵，导致授官受阻。那一刻，苏轼第一次尝到了“壮志难伸”的刺骨寒意——原来，即便有欧阳修的举荐、有满朝皆知的才名，在这权力的棋局里，单凭一腔赤诚，竟也步履维艰。
然而，命运的重锤并未停歇；比起仕途的不顺，更沉重的打击来自家庭。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五月，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与苏轼相濡以沫十年的发妻王弗，猝然病逝于汴京家中，年仅二十八岁。这位眉山书香门第的温婉女子，聪慧贤淑，是苏轼生命中最温暖的灯火。她不仅是他生活的依靠，更是他精神的知己。苏轼曾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写道，每当他读书有所遗忘，王弗总能清晰道出出处；每当宾客盈门，她静立屏风之后，事后总能提醒他：“某人言语浮夸，交心需慎。”那些年，他远行凤翔，她便是家中定海神针，奉养双亲，教养幼子，无一句怨言。这盏灯的骤然熄灭，仿佛瞬间抽空了苏轼世界的半边光亮。汴京西冈，细雨如丝。他亲手为爱妻选定的墓穴旁，三岁的苏迈依偎在怀。他看着冰冷的黄土一寸寸掩没棺木，喉头哽咽，竟连一句像样的悼词都未能出口。十年后，在密州的一个寒夜，思念蚀骨入髓，化作梦里模糊的容颜；醒来后，那首泣血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便流淌而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字字句句，都是十年恩爱沉淀的滚烫思念，也是心口难以愈合的永恒遗憾。
屋漏偏逢连夜雨，命运似乎总爱雪上加霜。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父亲苏洵又因积劳成疾，在汴京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三岁。苏洵一生坎坷，二十七岁才幡然苦读，好不容易带着两个儿子在京城立足，但终究没能亲眼见证儿子们更大的辉煌。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强忍悲痛，辞去官职，扶起父亲沉重的灵柩，踏上漫漫归蜀之路。千里长路，官道两旁草木由青转黄，车轮碾起的尘土，裹挟着无声滑落的泪水。苏轼坐在摇晃的车辕上，凝视着父亲的灵牌，眼前又闪过王弗温婉的笑靥。沉重的悲伤如巨石压胸，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撕裂的痛楚。他后来追忆：“先父既没，吾与子由扶柩归蜀，道途艰远，哀恸摧心，遂无暇他顾。”那段日子，他悲痛深重，几乎搁置了诗笔。唯有夜深人静时，面对一豆孤灯，才在纸上留下断断续续的墨痕，没有华丽词藻，只有凝滞的悲凉。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守丧期满，苏轼重返汴京。次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风雷激荡，朝堂之上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壁垒森严，随着新法推进，一些昔日同窗好友，渐渐书信稀少，终至割席。目睹变法在地方推行中的种种弊端，苏轼忧心如焚。他曾试图劝诫执政，然所闻者皆“天变不足畏”之豪言；他也曾向神宗皇帝上书，直言变法“求治太急，用人太滥”的隐忧，然奏疏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汴京的繁华，此刻于他，只剩喧嚣的孤独。那段时间，他常独自坐在相国寺东门外的脚店，要一壶早已凉透的清茶。窗外人潮熙攘，窗内形单影只。眉山无忧的竹马时光，凤翔泥土里的民生疾苦，汴京刻骨的生离死别……过往种种，如潮水般涌来，只剩下沉重的疲惫感。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他喟叹：“京师居大不易，非独衣食，更在心境。吾尝思归眉山，种几亩薄田，与子由饮酒赋诗，不问世事，可乎？”然而，信末的叹息，终究化作了更深的清醒——那份烙在骨子里的“士大夫”担当，让他无法真正抽身世外，归隐终不可得。
汴京的这场风雪，无情地扑灭了苏轼的少年意气，却也淬炼出他灵魂深处更坚韧的质地。他或许尚未明了，这场以“中年”为名、以“别离”为课的序章，仅仅是他漫长人生风雨的第一声雷鸣。很快，他将因政见不合而黯然离京，踏上更为坎坷的宦海孤旅。但此刻，他站在汴京繁华又冰冷的街头，凝望远处巍峨却森严的宫阙，尽管眼底有挥之不去的迷茫，胸中却依然跳动着一簇不灭的火苗——那是对“仁”的执着，对“义”的持守，是一个文人，在时代洪流中，为自己灵魂锚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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