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期间,一架载有航空军医的直升机,在救援被击落的战斗机飞行员的路上,也被击落,仅仅幸存的3人身负重伤,困在坠机的残骸中,被赶来的伊拉克士兵包围。其中航空军医科纳姆,被伊拉克士兵拉着断臂拖出来,她双臂断裂,腿上韧带撕裂,肩部中弹,和战友一起被绑到敌方的货车上。在颠簸的沙漠行驶中,伊拉克士兵撕开她的飞行服,强奸了她。她毫无反抗的余地,但强忍着不叫,只有每次断臂被撞错位,才实在忍不住大喊。后来,绑在旁边的战友小声对她说,女士,你真坚强。她说,不然呢,我该哭还是该怎么样。科纳姆他们很幸运,经过几个月的战俘生活被营救了出来。后来,她退伍回国专门负责美国军队“士兵综合健康课程”。她讲过,战俘期间是她整个人生最黑暗的段。很多人都称赞她很坚强,而她在“士兵综合健康课程”上分享的重点既不是坚强、坚韧这些品质,更不是“希望和目标”这些鸡汤。真正让她挺过来的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态度,即做好当下自己能做的事。
其实,这里蕴含着面对挫折的哲理,有三个方面含义。理解个中道理,有助于开启别样的人生。
一、不要心存幻想
人生而平等,人生也有无限可能。这些美好的希望重不重要?当然重要。能不能作为信条?那就仁者见仁了。在你工作、生活相对顺利阶段时,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可是,人生总归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波峰也有波谷,才属正常的生活。我们要做和能做的是,把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做好,不要去想超常发挥和有小概率成功的事。
前天,与一个航空公司恰谈业务,谈到如何控制飞行风险时,销售人员提到一条:我们的飞行员飞行前只明确线路和目的地,不会被告知具体任务。比如,此次运送一个危重病人或价值千亿的物资等。为什么?就是让飞行员只专注于他的飞行,把自己平时的飞行技能用好就可以了。不会让飞行员背负那些无谓的“责任”。比如,这个病人2小时送不到就会危机生命,物资遇到空中颠簸造成碰撞影响其价值等。因为,这些问题不是飞行员能力范围内的工作,告诉他非但对提高飞行技能无益,反而会给他们造成压力,影响飞行安全。
曾经偶遇一个羽毛球陪练,也讲过同样道理的事。讲他经常有机会和林丹打球,我们就问有没有赢过林丹的时候?他很轻松的讲,经常打赢林丹。不光是他,林丹的那些队友在平时训练时也常常赢过林丹,但只要是国际赛事,他们就打不赢林丹了。道理也很简单,打赢林丹那几次只是他们发挥非常好的时候,或者林丹状态很不好时。林丹赢得冠军的秘决是,大多数赛事都能保持在平时训练90%以上的水平。
还有一个相对极端点儿的例子是越战被俘的美军士兵。那些挺不过战俘营艰难岁月的通常是那些对白由充满希望的人们。开始,他们寄希望于圣诞节美军发起总攻,救他们出狱,结果圣诞节来了,美军攻击受挫。然后,战俘营中又传出华盛顿日发动总攻的消息,遗憾的是直到5月阵亡士兵纪念日来临,仍然没有被营救的迹象。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下,这部分人最终倒下了。活下来的那部分人被营救已经是几年后的事了,他们接受采访被问到坚持下来的原因,他们的回答同样令记者吃惊,他们说他们只是在每天日出时感恩:“我又多活了一天。”
这里,并不是在宣扬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态度:你应该搞定自己能搞定的,不要去报怨自己搞不定的。说得更高级点儿的是:即使最恶劣的情况,我们仍然可以对处境有所控制,控制我们对它的反应。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这个自由。
二、也不要怨天尤人
当我们遭遇不能控制领域的事情,本身并没有错,但妄图掌控,失败后任由自己沉湎于情绪,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那就不对了。反面的例子很多,但这里我们介绍一个正面的例子。
布雷特的父母吸毒成瘾,因为毒瘾失去一切。他总是在深夜惊醒,拿着手枪替进行毒品交易的父母望风。他曾经被帮派分子开枪打中,亲眼见到父母和别人发生关系,被吸毒嗨起来的父母遗忘在沙漠中。因此,他跟人打架、和警察对抗、携带枪支,并且因此两次入狱。在他18岁那年,他突然想,不能再这样过了,否则生命的终点毫无意外是暴死街头或老死监狱。
于是,他离开了家。有一天他读到斯多葛派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其中“在一些事进行时,不要让自己的精神烦恼,它们不在乎你的烦恼”让他恍然大悟。他突然明白,如果自己不让外界的事控制自己,它们就控制不了自己,他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自己。最后,他从俄克拉荷马大学毕业,邀请他母亲出席他的毕业典礼,父亲已经因为过量吸毒而死。他眼含泪水,问他母亲,为什么要如此待他,母亲说,他反应过度了,大惊小怪。看着她的嘴角因为吸毒亢奋而抽动,布雷特结束了和母亲的关系。
他本可以把这一切当托词,养成受害者思维,但是他认识到因为别人而让自己过得悲惨没有意义,他选择了另一种生活,并且做到了。
三、把握可控与不可控
斯多葛派代表哲学爱比克泰德和门徒有过一段著名对话:他说,有些事取决于你,别的事则不然。他的门徒则问,对于面临生活可能存在的种种磨难,我们怎么才能保持冷静和坚强,始终做自己灵魂的主人?爱比克泰德的回答是:不断提醒自己,自己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
战俘营中活下来的战俘们遵循着这样的认知:对自己处境中控制不了的部分感到恐慌是没有意义的,更加有意义的是关注他们能够控制的部分。典型的例子是尤太人弗兰克尔,他曾在“二战”期间被关进纳粹德国的死亡集中营,其父母、妻子与兄弟都死于纳粹魔掌,只剩下一个妹妹。他本人也饱受凌辱,历尽酷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一天,他赤身独处于狭小的囚室,忽然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后来他称之为“人类终极的自由”。对于物质环境,纳粹享有决定权和一定的自由,但是弗兰克尔享有更伟大的自由——他强大的内心力量可以帮助他实践自己的选择,超越纳粹的禁锢。这种力量感化了其他的囚犯,甚至狱卒,帮助狱友们在苦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寻回自尊。
爱比克泰德说,我们经受的大量的苦难,都源于我们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我们试图向不能控制的领域中的某些东西实行全面的主权。
第二,我们没有承担起对另一个可控区域,即我们的思想和信念的责任。
所以,最刻骨铭心的伤害并非悲惨遭遇本身,而是我们竟然会放任这些伤害戳在我们心上。埃莉诺·罗斯福曾说:“除非你愿意,否则没人能伤害你。”圣雄甘地也曾经说过:“除非拱手相让,否则没人能剥夺我们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