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燕去了深圳，三舅妈因为过度担忧尚未成年的女儿远在他乡，身体也是每况愈下。2012年的冬天，三舅妈得了尿毒症。
三舅妈被尿毒症折磨得面黄肌瘦，全身水肿，医院让透析治疗。面对一周三次的透析，流水般的治疗费，一辈子只靠种地的三舅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春燕听说母亲得病了，就给家里寄了点钱，但她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收入微薄，那点钱远远不够母亲的治疗费。
当时村里开始流行男人们出国打工，通过一些劳务公司安排，报名的劳工可以去东南亚国家，收入跟国内比还是非常可观的，工资日结，一天能挣两三百，能干的一个月能有上万元收入，有的出门一两年，家里就盖上小洋楼了。
三舅已经46岁了，虽然年龄偏大，但为了给三舅妈治病，他决定要出国打工赚钱。
她把妻子交代给年龄已经年迈的姥姥照料，他给劳务公司交了出国的押金，通过体检，办了护照，等了大概两个月，三舅顺利去了缅甸打工，跟村里其他两个人一起。
刚出去的一段时间，三舅还会给家里打个电话，后来大概有大半年没有接到过舅舅的电话，家里人也联系不上他了。
通过打听村里其他两个出国的家人，说是也联系不上了。这可急坏了舅妈和姥姥，他们到派出所报警，可三舅远在异国他乡，也不属于国内公安管控的地方。
村里传言都说三舅可能已经死在了国外，要么说是被骗了，三舅妈遭受了多重打击，精神病又犯了，她经常穿着破衣烂衫，在村口晃荡，等着三舅回来。
姥姥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还算硬朗，悉心照顾着三舅妈。三舅妈精神病犯了就把她关在屋里，姥姥每周还得陪她去医院做透析。
红红透析的治疗费不够了，姥姥就找我家和大舅、二舅家借，说三舅回来了再还钱。大舅、二舅不愿意借钱，合起伙来劝姥姥不要再给红红花冤枉钱了。
“娘，你不要管红红了，你说她这看病花钱就是个无底洞，看她那身子骨瘦弱得看样子也活不长了。她精神又不正常，她家闺女春燕都不管，黑蛋也不知是死是活，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照顾她，又借钱给她看病，不值得呀！”大舅说。
姥姥说：“红红是咱家儿媳妇，也是这么多年她一直照顾我，我把她当亲闺女。再说老三把红红交代给我了，我就得对她负责，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得管她。我相信，黑蛋一定能回来的。”
大舅、二舅抵不过老太太的倔劲儿，借给了姥姥一些钱给红红看病，再加上部分农村医疗保险，凑活地也算把红红的命维持了下来。
2014年春节，三舅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在缅甸打工，还活着，一切安好，就是钱得等等才能往家里打，急匆匆地就挂了。
只要三舅活着，红红就有希望，70多岁的姥姥就有希望，全家人等着他回来。
三舅又失联了大概一年半，杳无音信。
2016年夏天，三舅回到了家。他回家那天，穿着破烂的白色吊带背心，下身穿着一件深蓝色花纹的大裤衩，头发长得挡住了眼睛，脸上胡子拉碴，左眼塌陷，已经失明，皮肤黑的发亮，像一个印度人，胳膊和腿上布满了伤疤，身体骨瘦如柴。
三舅从缅甸逃回来了。他讲述了他在缅甸的经历，简直是人间地狱……
（以下为三舅自述到缅甸的故事。）
我当时坐火车从石家庄到昆明后，劳务所负责人把他们交给了一名中年男子，那是一个下午，吃过晚饭后，两辆面包车带他们摸黑离开昆明。
车子开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早晨，汽车先是停了一下，后来又疾速驶至一个山坡，突然，山坡上的洋房外侧的墙面印有约一米宽的“缅甸”两个大字映入眼帘。
车停了，我们下了车，10多名身着制服，端着冲锋枪的人用枪对着面包车，我被一名胖子领走，朋友则生死相隔……
我又坐上一辆汽车沿着山路又颠簸了3个小时后终于停在了一个铁门前。铁门四周是用木板和钢筋做成的围墙。铁门慢慢打开，汽车径直开了进去，停在院中央。10多名身着制服，端着冲锋枪的人突然出现，乌黑的枪口对着两辆面包车。自称是工厂负责人的男子脸色突然一变，大声喝令：“全部下车！”我们当即惊呆了！天！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提着行李走下车。“全部站起来，站成一排。把衣服裤子全脱了，搜身！”他们仔细搜查着我们脱下来的衣服和行李。然后又命令我们重新穿上衣服，他们用枪连推带打把我们赶进了院角一阴暗的小屋里，铁门一关将我们锁在里面。那一刻，我感觉仿佛跌进了万丈深渊，泪水夺眶而出。其他12个人也开始痛哭起来，最后我们竟一起抱头痛哭。
第二天天刚一亮，铁门开了。我被一名身穿军服的大胖子领走，而刘建平则被其他人领走，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提着行李，坐上拖拉机被拉到另外一个大院，一呆便是2年。院里有100多号跟我同样遭遇的人，他们大多是中国人。我住在5号门，6个人一间屋，屋子很窄，除了通铺，没有什么空间。里面只有一个马桶供大家使用，拉屎拉尿全在屋里。
到那里3个月后，才有更早进来的人告诉我说让我们种的是罂粟，我干活的地方就是金三角。
在里面挨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由于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在大会上被点名。我知道晚上吃饭时肯定要挨打。我害怕，于是收工时便故意躲在了罂粟地里。我蹲在罂粟地里，还是被守卫发现，他们五花大绑地将我押了回去。
他们将所有人集中在院子中央，我被绑在板凳上，扒去裤子。他们不亲手打我，叫同寝室的人用竹篾片抽打我的屁股。如果谁不用劲，他们就会收拾谁。之后，两三名守卫便走了过来。他们按住我的头，使劲拨开我的眼皮，拿着注射器慢慢刺了过来。突然，我感到左眼球一阵钻心的疼痛，眼球很胀，然后便痛得昏死了过去。此后，左眼球便失去了视力，我变成了独眼。第三天，眼睛还在流脓，但他们还是把我拖出去干活了。
他们总是想尽办法地折磨人，只要完不成任务就会挨打。在那里干活的，膝盖上找不到没有伤疤的。
两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惊恐中。不管谁挨打，我们全寝室的人都会抱头痛哭，大家互相安慰着。在里面，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活下去，活着走出这个魔窟。
3个月前的一天早上，守卫对我和另外两个工友说，要调我们到其他地方干活。我们三人带着洋镐在一名持枪守卫的押解下，坐上面包车来到一个赌场。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清理下水道，一直干到晚上才能吃饭，这时司机和守卫都去赌钱或找小姐去了。
我们3人假装倒渣，慢慢朝桥靠了过去。过桥时，我们不敢跑，还好，我们3个总算顺利过桥了。过桥后，边防解放军听了我们的遭遇后，给了我一条裤子和衬衣。当我跨过桥时，心一下子放下来许多。
因为没有钱，我们只有走路流浪回家。我们沿景洪、思茅、普洱、墨江、元江、新平、双柏、楚雄、元谋出云南，再一路往北走，耗时近4个月才到达石家庄，回到了离别三年的家乡。
三舅妈用生命的最后一熄火把三舅盼回来了，他回来了，她也就可以安心上路了。三舅回来的第16天，三舅妈去世了，当年年底，姥姥也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