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质朴班集体，难忘师者风采
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出身农家，学习勤勉诚恳，生活简朴，团结友善。少数来自城市的干部、工人家庭子弟，同样品性淳朴，善待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同学。初到城市诸多陌生，常常得到他们热心相助。
历经“文革”动荡，我们班级始终紧紧凝聚，这样的班集体，在全国都属难得。
第一，运动之中我们没有分裂派系，全班32人统一归属“长征战斗队”。
第二，毕业分配关乎个人前途，班级实行自报公议，尽可能做到公平，在那个特殊年代实属可贵。
第三，毕业五十余年，同学情谊不改。只要相约聚会，大家都积极赴约，其乐融融。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班级多次组织聚会，大多由杨永善、王孝林、董广岐牵头张罗。
杨永善，临潼人，待人热忱随和，做事踏实严谨，退休前担任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是陕西知名经济专家；
王孝林，山西籍，勤恳热心，同学谁家有难处，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深受大家敬重，退休前为西安财经学院成教处处长；
董广岐，山东人，为人耿直豪爽，担当尽责。当年西安南大街拆迁改造，他驻守工地，清正自律。他们组织同学聚会，全部自掏腰包，不占用公家分毫，尽心尽力服务全班，每每想起，令人感动。
2019年5月，徐秀莲同学从新疆回到西安，我们再次古城相聚，杜益频做东。杜益频家在灞桥，喜好读书，勤于思考，到老依然手不释卷，常有文章发表。席间有人感慨，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但愿并非如此。我始终深深眷恋这个团结温暖的集体。
西北财经学院办学历史虽短，但师资力量雄厚，很多教师是从西北大学等名校选调而来的财经专家。
樊光鼎老师是我们班主任，蒲城人，1960年留校西北大学，我们既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最后一届。1978年高校复招之后，他历任系主任、院长等职务，如今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樊老师工作热忱，关爱学生，我们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他主讲工业管理，教学重视理论结合实践，为陕西工业企业改革付出大量心血，陕西名人馆收录了他的事迹。
樊老师八十大寿，多位同学前去贺寿，我专门赋诗一首《寿樊光鼎先生八十华诞》：
重泉自古多才俊，尧山灵秀又一人。
春风化雨润桃李，呕心沥血铸企魂。
七十贤士朝班坐，三千弟子神州巡。
五十七年寒与暑，功业熠熠著三秦。
推杯换盏华灯起，高朋满座庆良辰。
雁塔钟声随风去，终生岂敢忘师恩！
何炼成老师，湖南人，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教授。当年他尚且年轻，为我们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改革开放之后，他投身经济理论研究，建树卓著，桃李满天下。何老师乡音浓重，农村来的学生听着吃力，他便大量书写板书。我们一边听课一边埋头记笔记，学得格外扎实。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货币起源这些基础理论，都是那时打下的根基。
梁继宗老师，人大毕业，籍贯大概广西，主讲近代经济史。他个子不高，讲课条理通透，深受同学们喜爱。讲到清代中外贸易，他说起中国茶叶传入英国，贵族养成下午茶的习惯，一边品茶享乐，一边向中国输入鸦片，残害国人身体。听课之后，我们内心满是愤慨。
袁若愚老师，澄城袁家河人，讲授中国经济史。他是杨虎城将军派赴日本的留学生，也曾是国民党国大代表。虽有海外求学经历，身上却满是渭北汉子的质朴，一口浓重渭北方言，讲课朴实接地气。讲伪满洲国经济与日本侵略东北，他用方言比喻：“这两家是蛤蟆绑在鳖腿上”，当时我们听得一头雾水，很久才慢慢领会。
王含英老师讲授统计学原理，曾留学美国，一派书生气质。那个年代国内经济数据并不对外公开，报刊只公布增长比例。课上同学发问，询问国内工农业总产值具体数字，他两手一摊，无奈笑道：“只要我们的总理知道就行。”
刘世爵老师讲授工业经济，身材高大微胖，光头，讲课基本照本宣科，但性格豁达谦和。第一堂课他便和我们坦诚：“我只是副教授，不要看我没有头发，就觉得学问高深，其实我的学识也有限。大家有疑问随时可以来问我。”一番开场白瞬间拉近师生距离，如一位开明长者。
贺兴平老师教大学俄语，口语流利，我十分喜爱这门课。其余课程，制图、中国文学尚可应付，高等数学几乎没有听懂，只能套取公式应付考试；会计原理收获有限，工作之后只能依靠早年珠算基础。由于我们在校学习文化课的时间比较短，还有许多著名教授的讲学风采、渊博知识、深邃思想未能领略得到，遂成为人生的一大遗憾。
三、行知财院，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大学生活物质条件不算优渥，但在刚刚度过困难时期的我们眼里，已然十分珍贵。
我每月助学金12元，自己只需要补交0.5元生活费；大哥每月另外寄来5元，除去生活开销，每月尚能结余4.5元。学校食堂米面充足，时常可以吃到肉菜。每周可以洗澡、看电影。周末我们常常去往周边高校串门，看望高中同窗，交流学习生活。
财院向西数百米是石油学院，那里有李耀林、邢绪中等同年高考的同乡；向南一里多路，就是陕西师大东门，马拴智、宁永恩、雷永斌在那里读书；往北不远即是矿院，康文增、谢忠信、白恩兴、吴丙录、严积乾在此求学。入学头半年，我们经常互相走访，后来课业繁重，加上下乡下厂，往来渐渐变少。等到再次相见，已是数十年之后，山河依旧，故人满头白发。
马拴智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退休前为陕西高院副院长；康文增曾任铜川东风矿副矿长、西安煤炭建设监理中心主任；吴丙录是煤炭行业高级工程师，工作至七十多岁；谢忠信返乡合阳，先后担任二厂厂长、技监局局长；雷永斌回到合阳中学教书直至退休；严积乾曾任铜川矿务局《矿工报》编辑、黄龙煤矿纪委书记；白恩兴从石咀山调回渭南，历任白水县委副书记、渭南市老干局局长；宁永恩在洛川中学任教数学；李耀林分配至岳阳化工厂；邢绪中自此杳无音讯。
我们这一批“文革”前后毕业的大学生，最初大多奔赴农村、农场、工矿、部队，参与修路、基建，在社会底层艰苦磨砺多年。但也正是这一代人，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中坚骨干。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撰文评价，中国四零后、五零后，是“中国最勤奋的一代人”，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正是其中重要力量。亲历时代巨变，见证祖国日渐繁荣，我们发自内心为之自豪。
即便伙食条件改善，同学们依旧保持艰苦朴素的习惯。周末想吃一碗面条，几个人结伴步行到西大街竹笆市，往返二十余里路，舍不得花一两毛钱车票。竹笆市的油泼面远近闻名，宽面片、红辣油，葱花喷香，一碗只要一毛五分钱。
短途出行靠步行，长途也经常徒步。我曾经和王红等四五位同学，天还未亮就起身，揣上馒头、背上水壶徒步前往临潼。西安到临潼六十多里，我们一口气走到，直接登上骊山顶峰。站在烽火台向南眺望秦岭苍茫，向北俯瞰渭水浩荡，西望古都长安，东望华山黄河，气势壮阔，也理解了秦始皇选择此处修建陵寝的缘由。我们在烽火台残壁留下字迹，随后下山，在华清池泡温泉，体验一回古时皇家温泉。傍晚花五毛钱坐火车返回西安。
大学五年，在外吃饭的经历寥寥无几，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同学学文带我吃同盛祥羊肉煮馍。一碗三五毛钱。他的女同学在店里售票，带我们走进操作间，我们蹲坐在地上就餐。羊肉煮馍香气浓郁，滚烫可口。后来也吃过几次，但唯独那一顿，我终生难忘。在那个年代，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已是十分奢侈。
入学教育时老师向我们介绍，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目标是培养工业管理人才，四年要修习四十多门课程：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会计学、制图识图等等，还要下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完成实习。听完介绍，大家满怀憧憬，立志珍惜求学机会，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
对比中学，大学学习有着鲜明的改变。
第一，学习高度自觉。同学们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点休息，极少迟到早退。下课之后便扎进图书馆阅览室，主动阅读课外读物，拓展知识，不需要老师督促。不少同学五点多就出门，去雁塔森林公园、小寨一带跑步，冲冷水澡，开启一天学习。夜里很多人读书到十一二点。《资本论》一百七十九万字，有同学课余时间完整通读。
第二，学会独立思辨，理性思考。不再盲从书本、老师，课堂讨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追求真理。对错敢于分辨，不人云亦云。有的同学读完《毛泽东选集》，还在书页写下自己的思考批注。这是思想真正的成长。
第三，学习目标清晰，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戏称本专业是“厂长专业”。除课堂之外，主动围绕工厂管理开展学习，实地进厂参观劳动，和工人师傅“三同”，把理论对接生产实践。我们去过矿院建筑工地、矿山机械厂、煤矿机械厂、西安农械厂，真切认识工业企业，为日后工作打下基础。
虽然真正课堂文化课只有一年多，但收获丰厚。大学阶段，我们眼界打开，思想格局提升，自律、自觉、务实，是这一段求学时光留给我们的印记，许多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