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吃肉是件稀罕事，叫“打牙祭”。朋友留言如是说。
这“从前”，多半是指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各地不一。就说六十年代——尤其是那三年，猪肉供应紧张。查过一份资料：洛阳市的干部职工每月2两，普通市民只有1两；北京市每人每月2两，还要分上半月、下半月各1两票；上海市也是每人每月2两；部分县城平时基本不供应，只在元旦、春节才见点油星。
吾乡金堂赵镇，算不算那“部分县城”？我那时年纪小，记不清了。只记得母亲熬腊八粥。曾写过一段：“我妈切的肉颗颗，比豌豆还小，一下锅就如孤帆远影，眼巴巴盯着没了踪影。不一会儿，整锅号称腊八粥的稀饭咕嘟咕嘟翻腾起来，混在其中的一小撮肉粒，便散发出与萝卜白菜们誓不两立的、诱人的幸福香气。”
最困难那阵，别说吃肉，粮食定量也低，瓜菜代饭，甚至掺米糠。那时，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就算“打牙祭”了。我爸，脸上是菜色；我妈，脸上也是菜色；我哥和我，菜兄菜弟。那时夸人：又长胖了。成语“打肿脸充胖子”，对应的语境是没肉吃。
农村呢，全靠养猪，交给国家后返还少许肉。平时除非遇上猪瘟——生产队会把瘟猪肉分给各家，我当知青时就分到过一斤，吃得那叫一个“安逸”。
把吃肉说成“打牙祭”，沾了个“祭”字，便是大事。
并非说笑。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祀”是祭祀，祭天、祭神、祭祖先，极其隆重。“戎”是战争，军国要务。祭祀能与战争并列，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给神灵享用食物叫“献祭”。神灵——包括祖先——通常不爱素席，偏好牛、猪、羊“三牲”，总之得是肉。戏说一句，有些邪神甚至爱吃人，专挑鲜嫩的童男童女。
神灵或祖先“用”过之后，才轮到凡人。春秋时，周天子大祭后要“分胙”，将祭肉按等级分给诸侯。地位高的，分到的部位就好。这有点像某些地方的宴席规矩，鱼头要对准席中官位最高者。
老百姓祭祖，三牲是简化版：一块比较方正的刀头（猪肉）、一只整鸡、一条整鱼，再加些糖果。仍是祖先先“享用”，之后家人分食。可别以为是吃祖宗剩的——这些祭品已沾染了先祖的气息，他们吃得满意，自然会保佑子孙。
祭祀活动，一年也就那么几回。所以，从前难得吃上肉，才管这叫“牙祭”。四川人话多，前头加个“打”字，也不知究竟何意。
民间有各式各样的“祭”，祭祀完了就能分一口肉吃。于是不免猜想，有些祭祀，说不定也像过节，是穷苦人找的由头——说什么勤俭节约，先吃一顿再说。因此，通过祭祀而“合法”吃到肉，就成了生活中难得的盼头和享受。这也让“打牙祭”一词，浸透着对美食的深切期盼与满足。
没有谁比中国人更懂“吃”、更重视吃了。吃酒，吃茶，吃烟，吃亏，吃瘪，吃苦，吃醋，吃欺头（占便宜），…吃闭门羹，吃香喝辣，不吃你那一套，吃俺老孙一棒……
最想吃的，普通人通过努力能吃到的，是肉。
回顾历史，且不说“朱门酒肉臭”，中国人能普遍实现“吃肉自由”，其实也就最近三十年左右的事。“满脸菜色”的光景，竟缠绕了我们两千多年。可奇怪的是，如今喜好怀念“从前”的人，莫名其妙怀念起明朝来。
难道明朝就能随便吃肉、天天打牙祭？
如果说每月二两肉就算困难时期，那明朝的农民，几乎一辈子都活在“困难”里。南方多以米饭、稀粥果腹，北方则以小米、高粱为主，小麦已算富裕时的佳品。丰年勉强吃个半饱，遇上歉收或税重之年，便只得用野菜、树皮甚至观音土充饥。日常菜肴，无非蔬菜、腌菜、豆酱、豆腐。蛋白质主要来自豆类和偶尔的鸡蛋。至于肉？那可是实打实的“非必需消费”。
看过一则笑话：一家人吃饭，饭桌上方吊了一小袋盐下饭，抬头望一眼，低头扒一口饭。弟弟告状：哥哥看了两眼。母亲没好气地回答：咸死他。
连菜都吃不上，面上无菜色，就该是满脸“盐色”了。
你或许会问：农民不都养猪养鸡吗？不花钱的肉也吃不起？不是吃不起，是舍不得。若你是农民，肯定听过“鸡屁股银行”的说法——养的家禽家畜，得拿去换钱，用来交税、买油盐添农具。此外，明代还有“牲口税”，农民得向官府缴纳禽畜。别不信，我当知青那会儿，农民还得向国家交售鸡蛋，和交公粮一样，是有任务的。寻常年月，只有春节、清明、中秋、婚丧嫁娶或祭祖时，才舍得宰杀或买点肉。农忙时，阔绰的地主或许会给雇工做点“沾荤腥”的菜以示激励，四川话叫吃“俏荤”。这下该明白，为什么我们小时候总盼着过年了吧。
有史料为证：
弘治年间大臣邱濬在《大学衍义补》里提到，即便是“中等人家”，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唯有客人来访，才切一点待客。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观察指出，中国普通百姓基本“素食”，很少吃肉，肉类是富人和节庆时的奢侈。
《沈氏农书》记载，明末湖州地区的地主在农忙“重活”期间，才会给雇工提供“肉、鱼”这类荤菜，平时则是“菜、豆、腌菜”为主。这已是当时对待雇工的最高饮食标准，算极为优厚了。
大明百姓为何吃不起肉？这得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本名朱重八，出身贫农，半文盲，但人极聪明，后来自学成才，善谋略，能打仗，最终在乱世中夺得天下。坐稳江山后，整个国家便成了他朱家的一亩三分地。朱氏子弟，皆成“龙种”，个个都是龙子龙孙。
朱重八从小吃苦，甚至当过乞丐，如今阔了，绝不肯让儿孙再遭罪。不仅自家儿孙，所有朱姓宗亲，一律不许从事士农工商，全由国家财政供养——说白了，就是由天下百姓养活。
于是，朱皇帝和他的龙子龙孙们，最热衷的事之一便是生娃。多生一个，就多一份俸禄。即便是远支宗亲，孩子一落地，就是“奉国中尉”，官阶从六品，比七品知县还高半级。什么概念？像范进那样的读书人，寒窗数十载，就算中了进士，若只是三甲，起步不过正八品，相当于如今的副科级。而一个姓朱的婴儿，落地就比范进的工资高。
孩子由国家养，不用愁上学、谋职。朱元璋以身作则，共生了26个儿子、16个女儿。亲生儿女待遇最优：洪武九年定规，亲王每年禄米5万石（约750万斤，后因财政压力减为1万石），宝钞2.5万贯；公主赐庄田，年收租1500石，钞2000贯；郡王米6000石，钞2800贯；郡主米1000石，钞1400贯。（永乐之后财政吃紧，标准屡降。）
郡主往下，还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最末的奉国中尉，待遇仍高于实职的七品县令。
明朝生娃冠军，大概要数藩王庆成王朱钟镒。据嘉靖年间《王国典礼》记载，他光儿子就生了100个（全部成年），加上女儿，子女总数可能超过150人，多到亲爹都认不全。可以想象这般场景——“这是谁呀？”王爷问。“是您的儿子呀。”仆人答。王爷恼了：“废话！本王不知道是自己儿子？问的是他娘是谁、哪年生的、叫什么名！”
多生娃等于多领钱，在利益驱使下，明朝宗室人口爆炸式增长。有推测称，其数量约每隔十几年就增加50%，到后期竟繁衍至近百万之巨。
国家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需要为这个不事生产、不许从业的庞大寄生集团支付巨额禄米。山西、河南、湖广等宗室扎堆的省份，全省税粮常常不够发本省宗室的俸禄，得从外省调拨，或长期拖欠。而这些禄米，无一不是来自民间赋税。所谓“不够也得变够”，现实中便体现为对百姓的加征、摊派，以及将禄米折成不值钱的钞票、布匹发放，变相掠夺中下层宗室（他们又会将压力转嫁给佃户）。这实质是用举国百姓的血汗，供养一个极度膨胀的特权阶层。
所以，明朝的皇子皇孙顿顿有肉，而普通农民，一年到头，难得打一回牙祭。
那些说明朝好歹是汉家天下、并为之深感自豪的网友，你是“汉家”没错，可惜不姓朱；在朱家皇上眼里，你活着的全部意义是纳税、是贡献民脂民膏。若打仗，你就是炮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说朱皇帝的“坏话”，不等于表扬其他朝代的皇帝。天下乌鸦一般黑，从中去挑选白乌鸦，那叫吃饱了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