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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

世谓汉、唐、宋为后三代

他所要“表章”的自然是“三代”的“道德”而不可能是“汉、唐”的“功利”。

以“声明文物”、“道德仁义”为坐标，则“后三代”中宋居于主位，汉、唐反在宾位。这里容不得喧宾夺主。

汉、唐在历史上虽是盛世，但却与“道”脱了节；即使当时的大儒也已守不住“道统”了。一直要到宋代道学家才重新接上了三代的道统，虽然“得君行道”的理想在宋代也没有实现。依照这一价值判断，宋代的历史位置显然高于汉、唐，因为它的性质更近于三代。

欧阳玄其实是推重宋代在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而汉、唐则在政治史上占有最显赫的地位。

，“后三代”的概念中，文化成分重于政治成分，大致可以断定。

汉代变得驳杂不纯了，因为汉颇袭秦法，而未尽遵周道，

我们只要将“汉”改为“宋”，“秦”改为“五代”，便可知石介所惋惜的正是宋朝在制度上承袭了唐末、五代的衰敝，而未能发愤有为，回到三代的“大中之道”

回向“三代”的运动自仁宗时始便指向变法改制，并不仅仅以讲透“三代”的“道理”自限。庆历与熙宁两次变法都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

由于熙宁变法是在回向“三代”的号召之下进行的，后来蔡京打着“新法”的旗帜执政，一举一动都引“三代”为借口，以致激起士大夫的反弹。

宋太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主要是为了使赵宋王朝不致重蹈晚唐、五代的覆辙，并非出于“一时之好尚

宋代进士考试比在唐代更受礼遇。自太祖、太宗以下，诸帝在殿试阶段往往亲临试场，甚至亲自阅卷，以示郑重。

曹利用加右仆射在天禧五年（ 1021 ）三月壬寅，可见其时进士已是拜相的必备条件。这一点尤其是士阶层史上的一大变化。汉初常以列侯为丞相，列侯则非有军功不能获致。所以汉武帝在拜公孙弘为丞相之前，只有破例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现在宋代进士正式取代了汉代侯爵的资格，这是士的政治地位上升的一个显著的象征。

事实上宋代皇帝重振进士贡试和优容士大夫，正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士阶层的支持。赵宋王朝建立时，一方面既不像李唐可以恃关陇集团和山东门第为其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深恐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随时可以颠覆其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宋太祖、太宗兄弟终于认识到他们必须争取士人向新王朝认同。士阶层虽久受摧残压抑，但仍潜布各地；无论是建立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新社会秩序，宋王朝都非依赖他们的积极合作不可。这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定的。任何社会都不能缺少一个具有实际组织能力的领导阶层（即今天所谓“精英”“Elite”），这在宋代只能求之于“士”。宋初诸帝正因有见于此，才能一反五代的统治方式，《宋史》所说的“一时之好尚”其实并不是偶然的。

五代进士科每岁所取不过数人，而明经诸科则动以百计。这是因为应试者只会“帖书墨义”，少有“举笔能文者”。

科举制度在长期推行中，对于参加进士试的人往往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激发或加深他们的责任感。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宋代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在国家认同的意识方面，一般地说，远比唐代为深厚。不仅如此，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当时一般的社会心理早已盼望着士阶层复出，承担起重建社会秩序的功能。

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毋宁更应重视“士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普遍意识的出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新发展。

“以天下为己任”涵蕴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

柳永若在晚唐，正好如鱼得水，但在 11 世纪上半叶却成了不合时宜的人，而且宋仁宗在儒学复兴的大潮流下也与唐宣宗（在位年 846—859 ）截然异趋，好像已不能欣赏进士的艳词了。

李德裕的议论代表了唐代门第旧族长期以来的偏见，即认为只有“子弟”才能担当国家的重任，“寒士”则无此资格

唐代出身寒微的进士之所以有此“浮薄”的表现与门第旧族高压在上，实有极大的关系。他们平时为门第中人所轻鄙，宦途也往往受挫，因此长期以来造成一种严重的自卑感。未及第前“干谒”乞怜和及第后的轻狂自大便是同一心理的两极表现。

他们在政治上仍不能和“门第”子弟平等竞争，愤激之余，转而投靠藩镇，这是不足惊怪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反抗的表现。

“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并不是极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它也表现在不同层次与方式上面，更非动辄便提升到秩序全面重建的最高度。

如果我们完全看不到“士”还有超越一己实际利害的理想层面，则宋代为什么会出现改革与党争，为什么许多士大夫宁冒贬逐、革职以及子孙“禁锢”（即不得入仕）的危险也不肯放弃自己所信奉的政治原则，便都不可解了。

高宗说话的时间是绍兴二十六年，即秦桧死后的第一年。他为了求和之故不得不用秦桧为宰相，但在前后十八年的期间，秦桧的“相权”也不免多少把他的“君权”架空了。

变法的原动力来自神宗，而非王安石。如果不是前者锐意追求富强，后者是没有机会取得相权的。

苏轼代表蜀党，邵伯温则代表洛党，都是攻击新法的人。但邵伯温“相与议论者以经纶天下为己任”一语，却无意中透露出王安石推行新法背后的一股精神动力。这句话出自政敌之口，更值得重视。

神宗的变法热忱及其最初对王安石的无限信任才是后者取得非常相权的根据。王安石在任参知政事时运用三司条例司发挥他的非常相权，正式任宰相后则往往在实际运作中扩张相权。

神宗与王安石是在变法的共同理想上结合在一起的。但理想一落到权力的世界，很快便会发生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惟一可以断定的是权力的比重必将压倒理想。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坚决求去，神宗终勉从其请。但在此前后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已露痕迹。

君臣二人虽志同道合，但在权力世界中却分别是君权和相权的中心，周围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权力集团。安石的左右有人提醒他必须加强相权集团以防人窥其“间隙”，正如神宗身边有人要他注意君权不可旁落一样。权力凌驾理想，正面转向反面，在此已见端倪。

自神宗以下，直至南宋之亡，权相（或权臣）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哲宗朝的章惇、徽宗朝的蔡京、高宗朝的秦桧、宁宗朝的韩侂胄，以及理宗、度宗两朝的贾似道，尤其是著名的例证。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权相是宋代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这一现象，从深一层观察，也寄生在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新现实之上

变法使宋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基本变化，士大夫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从此踏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熙宁五年八月王安石所荐的谏官唐坰忽然反戈相向，竟使他一时措手不及。（见《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附唐坰传》）在神宗怒贬唐坰之后，安石再度坚决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