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论人功过是非，我们常说盖棺论定。然而，不少人死后数十年、数百年论犹未定；即使定了的，很多也不够公道。李鸿章便是其一。在我看来，李鸿章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百年不遇的国家栋梁，是极其悲壮的末世英雄。

李鸿章一生共签订了约30份不平等条约。但仅凭此就说他是汉奸、卖国贼，明显偏离了实事求是之精神。知人先要论世。李鸿章生于晚清，科举出身，用兵起家，因洋务与外交受重用，再有出师门于曾国藩，精于为官之道。他一生成败之由、毁誉之因，都在这里了。

先说用兵。建国以来，对李鸿章用兵的主流评价不是“平乱”，而是“镇压”。没道理，我们不能完全以今天的价值观评论历史人物，否则就是不公平。看历史人物既不能完全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不能完全沉浸其中，个人总是不能超越历史的。苏州城杀降事件似乎没有争议，李杀了手无寸铁的太平军降军违背道德准则。可是军事活动有特殊性，如果过分顾忌道德，很可能就没有后话了，因为早死了。甲午海战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但是对李而言，战事的失败更大程度与外交相关，所以在后面讲李的外交时重点论述。李因甲午战争的失败第一次声望跌落谷底，以致天下人都想杀之而后快。天下人差不多都错了。所谓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之所以毁誉会与实际差异巨大，是因为作评价的人里常人占万千，非常之人难得一二；一般人只会人云亦云，认识问题很容易流于肤浅，或者干脆地说就是非常肤浅，因为他们不学无术，因为他们不会独立思考。

再说洋务。无数事实表明，凡成就大事者，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在近代史上，李鸿章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可比林则徐与魏源，他顺从了历史发展潮流开办洋务，所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更高层面看，洋务运动又昧于历史大势，因而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这是后话。李在办洋务中的贪腐问题历来为世人诟病，但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贪腐恰恰是高明为官哲学指导下的“明智之举”。这点将在后面为官部分论述。李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年代，朝廷内治不修百弊丛生，闭关自守愚昧落后，在守旧势力极其强大的时代力推洋务，难度极大，但李鸿章挺了下来。李鸿章等人推行的洋务运动可说“利在晚清当代，功在后世千秋”。随洋务运动发展起来的军事和民用民族工业、近代教育培养的首批人才、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起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能不说李鸿章居功至伟。

再说外交。李鸿章因懂外交获得慈禧重用，很大程度上也凭此长期立于晚清最后四十年官场的不败之地。殊不知最大的毁与败也因为“懂外交”。李的外交手段主要是运用战国时的纵横术，即利用各方的利益矛盾互相牵制，从而达到清朝相对减少损失的目的。甲午战争前，因种种原因中方海军力量相对弱于日方，李更深知北洋海军的弊病，以为不可以对日作战，因此竭力借俄英等国力量进行战争调停，结果战争爆发前调停失败，中方错失了应战部署的最佳战略时机。黄海失利后，避战保存实力的策略直接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甲午的失败，李鸿章难辞其咎，但不是全部责任。自负道德完美的户部尚书、帝师兼大学士的翁同龢责任就不小，客观说满朝文武都有责任，当然责任最大应在那个无德无能只是贪权嗜利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战后，李赴日谈判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为人生第一次大毁败。第二次是六年后《辛丑条约》的签订。两次“外交的失败”给李鸿章带来了近于毁灭性的打击。有人认为李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失败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荒谬！内治不修，则外交根本没有可以办理的道理。只要有一点历史素养的人都知道武力获得或保护不了的利益，谈判桌上肯定也无能为力。再则不要忘了，两次谈判中方的底牌都是那个无德无能、好名嗜权的慈禧太后最终拿定的，李鸿章只是个忠诚的办事员。忠是封建官员的核心价值观。正如深知北洋的弊病却无力整顿，马关谈判虽然不堪日本的无度勒索，却也无可奈何。前者因为问题出在整个清王朝大系统；后者因为中方底牌被日方掌握，所谓事以泄败。辛丑年的事中，李的办事员身份扮演得更加清晰。战前李在广州任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他与张之洞、刘坤一都反对对八国开战。是否参与战事决策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战后必须背着骂名去谈判、按照皇家授权内容去签订条约。

最后说为官。为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或人死事业未尽，或人死后已成事业中断；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官场的酒囊饭袋。李鸿章既敢于任事、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擅长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李的自保术，一是经营自己的势力并牢牢控制着，早期的淮军和后期的北洋都是他的政治资本；二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整个晚清真正懂外交的大概就只有一个李鸿章，以致有人说朝廷可以没有很多个部堂大员，但是离不开一个李鸿章。此外，适当自黑也是李的自保术内容之一，如贪腐就是自黑。李为官很务实，习惯谋定后动，行且坚毅，为官一任必须做一件与身份职务相称的实事是李鸿章为官哲学最核心的内容。最能体现李这一点有三件事，一是大力推进洋务运动，二是创办北洋海军，三是数次签订外交条约。晚清积贫积弱，洋务运动虽然有先天不足，但是在当时还是有利国家的事业，可是反对洋务的声音特别强烈，例如有人说架设电报线是背祖离德，因为电线杆插入土地里打扰了已经入土为安的祖先。更有高层的理学家们，如倭仁、翁同龢，坚持认为战争胜负在“人心”而排斥“奇技淫巧”，这种荒唐认识简直堪比坚持信息化战争应以陆军为主一样；再则高层不承认泰西的先进，始终做着天朝大国梦，他们始终坚持中国是开化之宗主，他国都是没有道德之蛮夷，中华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于是乎，在涉及利益原因之外便非常坚定地拒绝变革，更何况变革必然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平衡。北洋初创于1879年，之前1875年中法战争中方实胜而败，福建船政局的多年辛苦付之东流，1874年起日本就先后在琉球和台湾进行了军事活动，再上推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从没消失，而且状况是愈演愈烈。即使情况很糟糕，创建北洋海军也不是一呼百应举全国力量以支持，而是依旧的多方掣肘，反对的声音不曾停过。相比之下，敌国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1881年北洋初步建成，但是直到1888年才相对装备成成建制的舰队，历史再向前推进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六个多年头里北洋再没有更新过军舰。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为慈禧的六十寿辰修颐和园军费被挪用了吗？或者怨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龢故意为难吗？我看都不是。根本问题是晚清已经腐烂入骨髓了！办洋务与创北洋都举步维艰，但是李鸿章一一挺了下来，都做出了成绩。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任何个人都是不能承受之重，中国古代读书人又尤其注重气节，李鸿章科举出身，但是李鸿章超脱了单纯的个人小节。国是为重，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能受苦乃为志士，肯吃苦不是痴人。

结论。论述了李鸿章一生的作为，他成与誉的原因也就明白了。但是毁败的原因是什么？我看主要是因为他的“无识”，归根结底是时代的原因。李鸿章虽然科举出身，而且达到了翰林层次，但他所处的是几千年来变化最是急剧的时代，所做的事又大多关系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因而传统学问上的“有识”在做事时只能无可奈何又客观地变成“无识”。李鸿章深谙诗书礼仪的学问，知道西方技术先进，知道日本的一举一动，可是他不知道中国相比泰西根本的不足或弊端在哪里。所以，不论承认与否，他是“无识之士”，尽管他对世界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太多太多的人。真可以说李鸿章更加生动演绎了“辛苦遭逢起一经”。“无识”怪不得李鸿章，人的认识总是基于所处社会现实的。或许李鸿章知道西方的根本优势在制度方面，但他深知制度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即使能实现，推敲他的性格，李鸿章不会去做变革封建制度的事情。在腐烂透进了骨髓的晚清，李鸿章无能为力，所以他终其一生只是个可悲的糊裱匠。晚年曾国藩做事更加倾向于运用道家智慧，即惯用黄老之柔弱，凡事退让三步；李不像他的老师，他性格坚毅，始终明用孔孟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做起事来相当果敢，但是他依然有强烈宿命认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于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国，扶大厦于既倒，知其不可为也必须强力为之，竭尽全力！

这是世间第一等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