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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游中国国家博物馆源于之前的殷墟博物馆之行。专门展示商代文物的殷墟博物馆有不少真品在国博，只能用复制品代替，包括镇馆之宝——后母戊鼎。
当时就想回到北京一定要在国博一睹真容。定居北京后，每隔一段时间会去一趟国博，两、三个小时的游览只能是走马观花。每次参观皆因有特展，基本陈列展的中国古代馆总是放在最后，更是匆匆掠过，就要闭馆了。这次专门游览中国古代馆，就是想看在外地出土，被国博收藏的文物，主要是为后母戊鼎而来。
经层层安检、排队，最少也折腾了半个小时，方得以进馆，之前从未在平日参观国博时遇到这么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难怪，预约也难，看来，我已很长时间没去国博了。然而，这种等待却也赋予参观国博的神圣感，尤其是去看几千年历史的古代馆。
古代馆在地下一层，虽是乘电梯下去，依然有穿越之感，只是此次游客着实大多，削减了神秘感。从远古时期（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看起，印象较深的是仰韶文化彩陶、红山文化玉龙等。尤其是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让我驻足良久。
盆内壁绘有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额头涂黑，双眼眯成细缝，鼻梁挺直，嘴巴衔着两条鱼，耳旁各有一条小鱼，图案简洁却充满神秘感。红山文化玉龙被众多游客围观，有人说是“小红书”上推荐的网红文物。红山玉龙是中国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它的出土，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实物证明：龙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早期的龙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如蛇身、鹿角、鹰爪等）。很快便看到了此次最想看的文物——后母戊鼎。夏商西周时期是早期国家形成与青铜文明巅峰，而后母戊鼎便是其代表。此文物出土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商王陵区），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鼎身呈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耳外缘饰虎食人图案），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鼎腹四壁各饰两组兽面纹（饕餮纹）和夔纹，足部饰独立兽面纹。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铭文（“母戊”是商王武丁后妃妇妌的庙号），表明这是商王为祭祀母亲戊而铸的礼器。
后母戊鼎的铸造，体现了商代后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奇迹。需要300多名工匠协作，采用“陶范法”（用陶土制作鼎的模型，再翻制陶范）一次浇铸成型。鼎的重量与尺寸，象征着商王的“王权”与“神权”，祭祀是商王与祖先沟通的重要方式。1959年，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国博的“镇馆之宝”，被誉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
在殷墟博物馆看的复制品已让人震撼，更勿说真品。商代晚期的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最精美的一件。方尊口沿外沿呈喇叭状，长颈鼓腹，高圈足，肩部四角各有一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外伸，羊身为方尊腹部），圈足上浮雕八只羊腿，将羊与尊巧妙地融为一体。方尊全身饰有花纹：以云雷纹为底，颈上饰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部饰高浮雕蛇身龙纹，尊四面正中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四羊方尊工艺精湛的铸造，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羊在商代是“吉祥”的象征（“羊”与“祥”通），四羊方尊可能是商王祭祀或宴饮的用器，体现了商代贵族对“吉祥”与“权力”的追求。
1976年，在陕西临潼县零口镇（西周墓葬）出土的利簋，是西周武王时期的产物。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采用上圆下方的形制，为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器身饰饕餮纹，方座刻蝉纹。簋内底铸有4行33字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利簋是武王伐纣的实物见证，铭文明确记载了“牧野之战”的时间（公元前1046年，甲子日清晨），为商周断代提供了关键证据。利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争议，更印证了《史记·周本纪》中“武王伐纣”的历史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后母戊鼎与四羊方尊展现商代青铜文明，利簋是“武王伐纣”实物，印证了《史记》记载。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