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来睡眠质量极差，前些日子有朋友过来家里借住，我整宿整宿地睡不着，习惯了一个人，突然有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里，总是不习惯的。现在朋友走了，也还是睡不好，夜里总要醒来好几次。

凌晨的时候醒来上厕所，看到手机有消息，打开来看，是珍珍发过来的，只是简短的两个字：生了。还没回复信息，我抱着手机又浑浑沌沌地睡了过去，早上醒来的时候给她回了信息。

她给我发来宝宝的照片，是个男孩，初生的婴儿裹在厚实温暖的毛毯里，安静地睡着，眉宇像极了妈妈。又断断续续地聊了一会儿，她说着生宝宝前后的一些事儿，我没有办法想像得出一位母亲在分娩孩子的时候所要承受的是怎样的一种痛，只是想抱抱她，告诉她我一直都在。

这是我和珍珍认识的第十个年头，我们相识于高中，同窗三年。十年前她还是个腼腆的少女，绑着高高的马尾，清瘦，喜欢抿嘴，是那种我见犹怜的邻家小女孩。和珍珍是怎样渐渐熟识起来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她很羞涩；记得我们常在一起吃饭，洗澡；记得在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爱凑在一起打羽毛球，我们蹩脚的球技以及满场捡球的身影，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珍珍这个名字是高中班里调皮的同学给她起的，取自她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的叠字。那个时候她跟我说她极度讨厌别人给她起的这个名字，所以我从来都是直接唤她的全名。后来我们一起来了广州，又想起这个名字，倒是觉得非常适合她，从此便改了口叫她珍珍。

高中毕业以后，她去了贺州读大学，我去了南宁读大专。那几年，和很多高中同学的关系慢慢变淡，直到再也没有联系。珍珍是这么多年来，和我联系得最密切的。我知道她大学的时候大概学了哪些科目，参加了哪些活动，换过怎样的发型，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我买了新衣服，换了新发型也是一定会和她分享的。那么多年过去，人来人往，唯她不变。

后来，她长裙落地，我短裙相伴，她有了疼爱她的先生。

再后来，她告诉我，怀有宝宝了，言语间尽是掩饰不住的初为人母的喜悦。

现在，宝宝出生，她正式为人母。

十年来，我看着她从懵懂羞涩的少女到贤良的妻子，再到慈爱的母亲。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便是十年。

（二）

在二零一四年春天，我和珍珍有过唯一的一次共同旅行。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很低落，某天我在电话里和珍珍说，今年运气实在太差，诸事不顺，怕是本命年的原因。又说想去柳州走走，那是我一直想要去的地方。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想和我一起，恰好柳州也是她很想去的地方。

我们选在清明假期出行，总共三天的时间。为了方便，珍珍从贺州过来南宁和我一起出发，她特地带了一条手编的红绳过来给我，因为本命年有戴红绳，穿红衣转运的说法，她说，希望红绳能为我带来好运。后来，那条红绳我戴了很久。我们的目的地是三江，南宁没有直达三江的动车，为了节约时间，我们从南宁坐动车到柳州，再从柳州坐火车到融安，最后从融安坐火车到三江。在出发前，我们将所有的行程，车票，宾馆全部确定好。

到达三江火车江已经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黑了，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们撑着伞随着人群往前走，三江火车站是个很简陋的火车站，下了火车不需要出站，往前走是一条大马路，路边有很多拉客的面包车，大声叫喊：“二十块，二十块，到三江县城。”我心里觉得疑惑，做攻略的时候，明明网上说从火车站到县城只需五元，怎么现在要二十块了呢？我觉得贵，又担心这样的面包车不安全，不想坐，在路边站了好一会，期望能看到价格公道又相对安全的公家车。雨渐渐地下大，天又更黑了，几盏路灯发出微弱的光，车站附近只有几栋低矮的民房，行人和面包车渐少，始终没有看到公家车。我心里开始着急。“美女，要坐车吗？到县城只要二十块。”一个中年男子主动走过来对我们说。我们犹豫不决，他又说：“再不走，等一下就没有车了，这里离县城很远，又这么晚了。”我环顾四周，只有两三辆停在路边的小面包车，司机在路边招揽生意，行人极少。我们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上车了。是一辆小型的面包车，能容纳七八个人。我们坐在后排的座位上，有个小伙子走过来问司机价钱，一听要二十块，他扭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另一名男子带了个短发的中年阿姨上车，坐在我们前面，大概是本地人，听到他们用我们听不懂的方言在断断续续地交流着。又等了一会儿，路上基本没有人了，司机才不舍地发车。

车子驶出不远，四下都是漆黑的，细密的雨滴到车窗前，刚落下，就被雨刷无情的打落下去。透过车窗往外看，道路两边是高大阴森的树丛，车在山路上行驶着，没有路灯，路上也没有其它的车，车里只有一点点白光，谁也没有说话，静得出奇。“可以开一下车里的灯吗？”我觉得害怕，怯怯地问道。“开灯太刺眼了，不好开车。”司机漫漫地说。我无言，又是无尽的沉默。车就这样一直在山路上开着，上坡下坡，上坡下坡，没有尽头似的，雨下个不停。我的心越发地恐慌，车厢里憋得很，连呼吸都觉得急促，却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紧紧地抓着珍珍的手，手里心都是汗，想说点什么，又不敢说，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这样的荒郊野外，司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车会开往哪里？如若发生不测，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我越想越怕，心里觉得懊恼，怪自己不认真做功课，又觉得对不起珍珍。车开了很久，方才看见远方有一处凉亭，路灯发出微弱的光，在大山里显得犹其寂寥。我好像看到了希望，以为是要到县城了。车子疾驰而过，路灯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又进入了漫漫的黑夜中，我的心又往下沉。过了许久，终于看到类似鼓楼的建筑，车停下来，阿姨下车。我以为是到县城了，忍不住问司机是不是到了？他说，还没有，快到了。车依然在山路上走，但是没过多久，果然进入了灯火通明的市区，街上行人寥寥，房门紧闭，氤氲在水雾中的城，清清冷冷。司机问我们住哪一家宾馆，表示可以送我们去宾馆，我们说了宾馆的名字，司机却说不懂。我们忙说：“不需要，不需要麻烦你了，就在这里把我们放下吧。”车停好后，我们匆忙下车，再联系宾馆负责人，隐约听到有人在叫我们。回头一看，是刚才的司机，他说，刚才开车经过了我们的宾馆，便折回来想带我们过去。我们忙道谢，说不必麻烦，自己找过去就可以了。他就用手指划着，给我们指路，担心我们找不着，重复说了很多遍。

我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有惊无险，天底下还是好人多！我和珍珍说刚才在车上很恐慌，心里害怕极了。她说，我也是。然后两人心有余悸地握着手在大路上又蹦又跳。

宾馆正对县城的中心广场，站在房间的窗口上鼓楼和鸟巢尽收眼底，夜里的三江县城是很安静的，雨落了整晚，嘀嗒的雨声在梦里不曾停过。

第二天是清明，下起了暴雨，要用伞时才发现因为过度紧张雨伞落在面包车上了。不得已去超市买了把雨伞，再冒雨去鼓楼拍照，然后转车去程阳风雨桥。

到程阳的时候，我的鞋子和衣服已经全部湿透，珍珍陪着我走了很远的路去买鞋子，我挑剔，卖鞋子的店本就不多，我能挑好久，珍珍就那样不厌其烦地，耐心地陪着我。

或许在旅途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你遇见了怎样别致的风景，而是，在路上，你能遇见最美的自己，收获最真挚的友谊。

（三）

遇见一座城，遇见一些人，都是命中注定的。偶然来到广州，遇见黄埔村，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它们，我相信这是命里早已注定的事。我遇见广州缘于珍珍，遇见黄埔村缘于彩凤，现在我内心所有的安稳与幸福，都缘于我对这座城市，这个古村狂热的喜爱，也缘于她们的牵引。

在来广州前，我在南宁生活了四年，三年求学，一年工作。我毕业后在一家小互联网公司做网站编辑，周九晚五，双休，月薪不足两千元，没有五险一金，没有任何压力，每日的工作内容不过是把一些门户网站上的热门新闻稍作修改后，复制到后台编辑发布。工作的节奏是很慢的，早上九点上班，上下班不需要打卡，我住的离公司近，只要步行二十分钟即可到公司，通常我会在八点五十出门，九点十分左右到公司，九点二十左右公司才开门，再慢悠悠地吃早餐，到真正开始工作已经是九点半以后的事了，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五点半下班，一天工作的有效时间不足五个小时。公司位于南湖边的住宅小区，是尚算高档的复式住宅楼，老板是个将近六十岁的魁梧的中年男人，他极少出现在公司，整个部门的运作由一个从深圳调职回来的同事负责，即我的上级领导。领导是个年轻人，只比我年长几岁，头发稀少，戴着一副眼镜，因为喉咙受过伤的原因，说话的声音沙哑。在工作上，他不会过多地管束我，也不会有指导，每天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我只管重复地去做。我在这种不思进取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了整整一年，安稳至极的时候，觉得生活一眼便能望到底，仿佛能预见五年甚至是十年后的自己，心里不免觉得悲凉，到底是没有意义的。后来我在感情上受了些伤害，心被伤得七零八落，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刻都觉得是一种煎熬，是再也熬不下去了。

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从决心离开到真正离开南宁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那是夏天的事了，当时我和珍珍说想换个地方生活，至于要去哪里，自己心里也是没有数的。那个时候她刚刚毕业，也面临着去留的问题，她说她喜欢广州，想去广州工作，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我没有过多的考虑便答应了。只要不留在南宁，哪里都是好的。

匆匆地提出了辞职申请，办好离职手续，把行李打包好寄回家。珍珍从家里过来南宁和我汇合，离行前的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我二十四岁，珍珍送了一枝花给我，走前插在南宁的小屋里。后来，月丽说，我走后，花干了，在那儿存放了许久。

我们是坐火车离开，黄昏时分的火车，月丽送我们到火车站，分别前我们最后拥抱了对方，在我生活得最困顿的时候陪在我身边的女孩子，再见！然后，我们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向火车，我的心里没有半点留恋，没有半点不舍，终于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落日的余晖酒进车厢里，一片明亮，太阳在一点点地沉下去，我的心也随着太阳往下沉，沉向我那未知的未来。

恰逢暑期出行高峰期，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为了省钱，我们买的是硬座车票。两个人挤在难以转身的座位上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珍珍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旧式的粉白色按键手机，她说那是她男朋友送她的，手机虽然已经过时了，却一直舍不得扔。她埋头按手机，脸上是很好看的笑容，宛如夏花。我望着她的脸发呆，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黑夜覆上来，很快就可以休息了，睡一觉，醒来就可以到广州了。

火车是在早上七八点的时候抵达广州的，我们拖着行李箱走出火车站。按计划，到广州后，彩凤会从佛山过来火车站接应我们，然后带我们去找房子。那天彩凤因为上午有面试，结束面试再从佛山过来广州火车站，已经是下午，我们只能在火车站附近先找个地方住一个晚上。那个早晨，我们站在火车站对面服装批发市场门口的十字路口，满眼都是迷茫，恐惧和不安，这座陌生的城市，路就在脚下，却不知要往哪里走。八月的广州，天气奇好，早晨的太阳已经很火辣。并没有看到显眼的宾馆或酒店，我们只得拖着行李箱一路走一路看，都是很有些历史的楼房了，低矮破旧，与我想象中的一线大都市相差甚远，一大早就已经人头攒动，很多店面的门口贴着大大的红纸，红纸上写的是一些住房信息，关于价格和配置的，每个人都忙着做事，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也不敢走上去问，只远远地看着。过了许久，看到一家稍正规的酒店，走过去问价格，一个晚上要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我们舍不得，只得悻悻地走掉。后来走了一圈，终于忍不住了，找了个面善的人走过去问，是一间饮食店，门口贴了好多的住房信息，我心里想不通，这样小的店面，贴这样多的住房信息，房子在哪里？老板是个热心肠的人，咧着嘴笑，说房子不在这里，得走一段路，说着就让人带我们去看房子。带我们看房子的是个中年女人，头发整齐顺溜地梳在耳后，走在前面给我们指路，行李箱太重，我们走得慢，她突然就折回来，说要帮我拿行李箱，我还未反应过来，她已经拉过了我的行李箱，走在离我很远的前面，我只得帮着珍珍拉行李箱，急急地跟着她走。看的第一处房子是在一个小巷子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类似民宅的旧房子，有些阴暗，我们都害怕，不敢住这样的房子。又问她有没有正规些的，她说有，但是还得走更远一些，我们表示想去看看，她便继续拿着我的行李箱，径直地走在前面，马路上是疾驰的车辆和来来往往用拖车拖着大袋大袋东西的人，我们疲倦又急促地跟在她后面一路小跑。最后来到了那家正规的宾馆，价格当然不算便宜，好在安全。

彩凤在下午的时候过来找我们，晚上三个人勉强挤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彩凤带我们坐地铁过去黄埔村找房子，未来广州之前，她有跟我提起过黄埔村，她说她姐姐就住在黄埔村，她觉得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平时她住在佛山，对广州也并不熟悉，就建议我们去黄埔村找房子。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地铁，感觉很神奇，太舒服了，地铁里有冷气速度又快，简直和高铁一样嘛。从火车站到黄埔村，需要在昌岗换乘8号线到终点站万胜围下车，再从万胜围转公交，坐两个站，大约需要五分钟。我记得当时万胜围地铁站周边正在大肆拆迁重建，施工现场烟尘滚滚，对于眼前的景象我心里觉得很失望，这个地方似乎很偏僻，环境也不好。等我们真正坐上公交，车疾速往前开，窗外的树木裹着厚厚的灰尘，有一大片农田，真的是很偏僻的地方，比南宁的环境差多了，我心里越来越觉得失望。等公交车到站后，到黄埔村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火辣辣的太阳烤得身体发烫。从村口往里走，才发现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村庄，村里的人极少，我心里欢喜，失落一扫而空，觉得能够住在这么美丽的古村落，偏僻和交通不便都是可以接受的。房子找得很顺利，很多房子的墙上贴了租房信息，我们挨个打电话过去问，看的第一个房子是一间在一楼的单间，房东是个粗犷的中年男人，开着摩托车风尘仆仆地赶过来带我们看房，房子光线不好，只有几样简单的家具，我们并不满意，想再看看其它的。他面露不悦，嘀咕道，像你们这样的小孩子我见多了，拿着爹妈的血汗钱在外面享受。我们也不反驳，扫兴地走了，又继续打电话看房子，因为珍珍有一个朋友要过来和我们一起合租，就商量着找个二房一厅的房子，我们看的第一处二房一厅的房子在泰来里大街二号，房子在二楼，不大，光线挺好，有基本的家具，还有空调和热水器，尽管后来我们才知道空调和热水器只是摆设，坏了，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我们还是像捡了便宜一样，因为房租一个月只要八百元，押一付一，实在是便宜得出乎意料，我们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决定租下这个房子，再交钱签合同，拿钥匙，我们在广州就算真正有了落脚的地方，或者说是“家”，虽然简陋，内心还是觉得无比的幸福和满足，闷热的八月，仿佛蒸笼般，那个晚上我睡得无比安稳。

另一个舍友叫李冬梅，是珍珍的大学同学。她在我们的家安置好后的第二天到达广州，由此我们开始了合租。由于租的是两房一厅，我和珍珍同住朝南的一间房子，她自己住一间。卧室都很小，屋里放了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就已经很拥挤；客厅也只是有一张简陋的小桌子，两张塑料凳子，起初三个人围在桌子前吃饭的时候，不够凳子，珍珍就会拿个桶倒转过来，坐在上面，当做凳子，后来怕把桶坐坏了，我们合计着就买了两张小塑料凳子回来。

初来乍到，三个人的心思全在找工作上，每天不停地在网上海投简历，再不停地拿着简历四处奔跑面试，当时对广州并不熟悉，只要有面试我就会去，权当是认路，也因此，我去过广州很多偏远的之后再也没有去过的地方。后来，我在离黄埔村很近的琶洲找到了一份助理的工作，珍珍和冬梅则在客村附近工作，巧的是她们进了同一家公司。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自己做饭吃，多数时候做家务的活都落在我和珍珍的身上，李冬梅是不大懂得做家务的，她迷恋网络游戏，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开电脑，头上戴着耳塞，激动地大声说话，房子的隔音效果不好，常常夜深了还玩得不亦乐乎，说话的声音是很大的，并不会因为我们在休息而有所克制，我们曾和她说过这个事，希望她夜深的时候能尽量小声些，并没有用，后来也就懒得说了。我向来喜欢做饭，刚开始也不介意，时间久了心里觉得不舒服，纵然你在自己家里可以十指不沾阳春水，但是在外面生活，别人是不可能像你爹妈一样把你当公主供着的。后来我们协商做饭和搞卫生要轮流来做，还特地用一张白纸写了轮值表，效果也并不明显，轮到她的时候，也只是象征性地扔个垃圾。有一次，轮到她值日，垃圾桶的垃圾已经溢满出来，她不收拾，还继续往里扔垃圾，我们提醒她该扔垃圾了，她却说还未满，等满了就扔。我生气，叮嘱珍珍一定不要主动去扔垃圾，后来足足过了三天，她才把垃圾给扔了。某天我下班回来，看到她在切红萝卜，心里觉得欢喜，想着这招果然有用，走过去一看，大块大块的红萝卜，以为是要煲汤，一问才知道是要炒瘦肉。我看不下去，接过来自己动手。后来，我和珍珍干脆不做饭了，索性都在外面吃了饭再回来。

我想要另找房子的想法也开始滋生。

珍珍是国庆前夕决定回去贺州的。她的男朋友在贺州工作，是很稳定的公职单位。我很理解异地恋的辛苦和不易，总有一方需要做妥协的。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去省汽车站坐车。从地铁站出来往汽车站的路上，是拥挤的人群，只有一条小小的路，路的两边是各种商贩，我们被裹挟在人潮中。“海燕，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这里卖东西呢？”她突然问我。“身不由己吧，生活本来就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可是这样挣不了什么钱，还不如找一份稳定些的工作。”我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回复她了。

在检票厅，我站在围栏外，看着她的身影远去。那个曾经在电话里跟我说不敢一个人坐车出行的女孩子，这次终于有勇气独自出行，去奔向属于她的幸福。而我，终究要回去面对一个人的生活。

201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