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河内街头若有卖旧书的摊子，你翻几页泛黄的画报，兴许还能撞见那张脸：宽额、深目、薄唇紧抿，像极了一位总在算计着什么的账房先生。黎笋这人，天生一副苦相，偏又生在热带，终年汗津津的，愈发显得愁苦。据说他年轻时在顺化教书，学生背后叫他"黎苦瓜"，他知道了，也不恼，只把教案拍得更响些。
苦瓜也有苦瓜的倔强。法兰西人来了，他丢粉笔头去投炸弹；日本人来了，他又钻地道去埋地雷。待到奠边府一役，武元甲在前线挥师，他在后方筹粮，据说算筹打得噼啪响，连胡志明都笑他："黎笋同志，你这般精明，莫不是上辈子在钱庄当过学徒？"
二
胡志明是个诗人，黎笋是个会计。诗人可以对着月亮流泪，会计却得盯着账本皱眉。这搭档本是天作之合，奈何诗人走得早，会计便接了班。接班的头几年，黎笋还谨慎，开会时坐椅子只坐半边，以示不忘故主。后来坐稳了，便把整个屁股挪进去，连靠背都倚实了。
世人多记得他反华。可你若细想，一个会计，哪里来得那般大的火气？不过是算盘珠子拨久了，眼里只有盈亏。中苏交恶，他算一笔账：苏联的援助是大头，中国的情谊是小头。大头小头之间，他选了大的。这选择本无可厚非，错只错在他把算盘打得山响，让邻邦都听了去。外交场上，最忌讳的是把心里的小九九挂在脸上，黎笋偏就犯了这忌讳。
三
西贡解放那年，黎笋去了趟南方。他站在独立宫门前，阳光毒辣，他却没撑伞。记者问他感想，他说："统一了，要建设。"话短得像截烟头。旁人以为他深沉，其实是他不知该如何做诗人式的抒情。他后来确实搞了建设，名曰"社会主义改造"，把南方的商铺收了，把华侨的资产充了，把市场的活气掐了。会计的脑袋里有本账：资源要集中，人力要统筹，至于小商小贩的吆喝声，那是杂音，该消去的。
结果消去了杂音，也消去了饭碗。南方饿殍的消息传到北方，他对着报表发呆——报表上数字是好看的，粮仓是充实的，怎的人就饿死了？他不懂，数字会撒谎，报表会欺人，只有肚子咕咕叫的声音是真的。这大概是会计的盲区：听得见算盘的响，听不见肠胃的鸣。
四
晚年他得了病，据说是肝癌。病榻之上，他还叫人念各地的产量报告。念到某省超额完成，他嘴角扯一扯，算是笑；念到某县歉收，眉头皱成川字。护士劝他休息，他说："数字不等人。"至死，他都在和数字较劲。可数字何曾等过谁？他死后没几年，那些报表上的丰功伟绩，都化作革新开放时的债单。
如今去河内，他的陵墓还在巴亭广场一隅，比胡志明的宅子小些，却也算气派。偶有游客驻足，导游的介绍词里，"贡献"与"错误"并提，像一道算式里的加号与减号。这倒公道。黎笋若泉下有知，想必能接受——他一辈子与加减乘除打交道，最后把自己也加减乘除了一番，得数如何，自有后人验算。
五
戏说至此，本该收尾。忽又想起一桩旧闻：某年某外国代表团访越，席间问起黎笋的政绩，越方接待人员沉吟半晌，答："他是一位复杂的同志。"复杂二字，妙极。会计的账本是复杂的，盈亏交错，借贷相抵；政治的人事是复杂的，昨日盟友，今朝仇雠。黎笋这苦瓜，苦了一辈子，精明了一辈子，最后落得"复杂"二字盖棺，不知是褒是贬。
或许他自己也不在乎。苦瓜从来不在乎旁人如何品评，它只管结它的果，绿莹莹地挂在架上，苦是它的本分，也是它的骄傲。
窗外蝉声正噪，搁笔。想起热带的气候，想起那个总在拨打算盘的人，汗湿衣背，眉头紧锁，把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都拨进了历史的账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