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赵、魏、韩、智、范、中行六卿势大，后范与中行两家被灭（参阅《史记·晋世家》），赵、魏、韩又合力灭了智家，瓜分其地，《资治通鉴》便从三家灭智说起。司马公在此又发一段议论，主要讨论“德”与“才”的关系。他认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智伯如何有才呢？前文有交代：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
这个“瑶”就是后来的智伯，这里借智果之口说了他的五大优点，长得帅，擅骑射，懂才艺，能言善辩，果敢坚毅，可谓全才，唯一的缺点是“不仁”。智瑶他爸不听智果的劝说，让智瑶当了接班人。智家此时已是晋国实际掌权者，智瑶当上老大，尾巴就上了天了，先是调戏韩、魏两家领导，后是向人家要地，最终引起不满，遭三家合力攻伐，一败身死。身兼五大优点，却败在一个缺点上，无怪司马公要大发感慨，论“德”的重要性。这段论述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话，抄录一下：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是不是感觉特有道理？才德全尽的“圣人”难求，才德兼亡的“愚人”对社会影响不大，关键就在德胜于才的“君子”和才胜于德的“小人”如何取舍的问题。这些年反腐中抓的“大老虎”，哪个不是有本事人？但这真是“才胜德”的问题吗？当年曹操选才，不计品德，于是在大争之世创下不世功业，不同样是“才胜德”的例子？或许你要说，那是乱世，特殊时期这样做不会出问题，和平时期就不同了。说的好像春秋不是乱世一样！根本问题在于，曹操用的人，有曹操在上面约束，智伯却不同，他是老大，他说了算！今天的这些“大老虎”，当年怎么没人发现他们的“德”有问题？是什么让他们失德？是权力！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几千年，我持的观点一直是人之初本无善恶，后来善恶双方的力量不断在一个人身上角逐，善的占了上风他便是善，恶的占了上风他便是恶，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变成恶人的潜质，且这种潜质个体差异并不大。把你我放在“大老虎”的位置，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可能更糟。
司马公是儒家信徒，讲“仁”讲“德”，但看看几千年的历史，我不得不说，道德的力量，实在是难以依靠。历史上的所有贪官污吏，哪个没有接受过道德教育？而且做官的享有的教育资源比其他人更丰富，可以说受的教育更充分。可是“道德”真的起作用了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都是“外儒内法”，一边讲仁治，讲德治，一边依靠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密的法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治。
“德”是个无法批量生产的东西，个体差异根本无从把握，只能通过制度和法律去约束。如今贪腐丛生，不是因为道德教育不够，而是因为制度和法律跟不上。或许你又要问了，如今的道德教育真的没问题吗？“扶不扶”的争论难道不是道德问题？
这也是我纠结的问题。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是我感慨的。可是，与此同时，“道德绑架法律”的例子也一再出现，法院要判决了，一群人站出来说话了，用的正是“道德”的武器，我不想讨论他们的对错，我只想问，“道德”早干嘛去了？事情已经发生，恶果已经造成，“道德”出来说话了，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今天讨论“制度”和“法律”，其实内心却并不十分情愿，实不得已也！如果每个人都道德高尚，自律自觉，我更提倡无政府主义，天下人要都从善如流，要国家何用？要制度、法律、等级何用？大家自然生活得快快乐乐。孔子希望回到尧舜时代，老子憧憬小国寡民，都是不可能的。人从动物中脱离出来，就必然走向社会化，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便必然产生国家，这是人类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是必然的选择。原始社会，人与人没有等级，看上去都是“道德模范”，可是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依然会有争斗，有杀戮。这都是“人性”使然。人是神与魔的合体，善的时候能与神比肩，恶的时候比魔鬼更可怕，想让他们自觉地用道德去约束自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无奈地谈起了制度和法律。
只要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完全可以唯才是举，只要犯错误，就治他。假如都优先所谓“品德”，安稳倒是安稳了，事业谁来干？
社会道德的问题，依然如此，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更要法律为道德做后盾。做好事的人得不到认可，做坏事的人总是逍遥法外，当然是做好事的越来越少，做坏事的越来越多，道德不坏才怪！
在智伯的问题上，法律是没办法的，那个“人治”的时代，法永远不可能是第一位的，此后的几千年莫不如是，再好的法律体系，总有人会凌驾其上，至少有一个，皇帝。所以，司马公讲的道理，不能说有问题，但他只能说到“取人之术”一层。今时今日，社会性质变了，我们才有基础讨论这个问题；而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虽然我们有基础了，结果却并不如人意。
那么，怎样的治治，才是我们需要的法治？
今天已经扯得够远，这个话题暂且留待以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