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清代皇室书画中，康雍乾三世皇帝的艺术涵养和创作能力都是最强的。康熙的书风追明代董其昌，古拙潇洒。展览展出的《御笔行书七言诗轴》，布局就是典型的董其昌风格。当时的皇宫大内和整个社会都拟董成风。乾隆仿元代的赵孟頫，飘逸秀媚，但没有赵之遒劲硬朗。虽然乾隆书作风格缺少变化，常给人千篇一律的印象，但是笔墨圆润、风格流畅，在清代书坛能自成一派，吸引文人墨客竞相模仿，有其独特的价值。
康乾这对祖孙审美偏好完全不同，康熙喜欢抄写唐人诗句，所选诗文意境优美；乾隆书作中几乎不引用古诗，多是他即兴创作，有感而发，直白有余，优美不足。某种程度上讲，康熙像个文科生，乾隆则更偏理科，尤其富有实证和探究的精神。
乾隆喜欢考证，留下了很多与考证有关的书法作品。乾隆67岁时所写的《御笔行书卷》考证了古代“记里鼓车”的可信性。引首书“验时辟谬”，意为考察历史、排除谬误。文中说，以表（当时西洋钟表已传入中国）来记录行车里数，车速变换，里程不一；而黄帝内传记载的以鼓车鸣槌记录行程里数，不足为信。
衔接康乾的雍正帝是清代最勤奋的皇帝，由于在位时间只有短短13年，雍正帝的传世书作稀少，但他的书法功力之深却有据可考。雍正书风在行草之间，笔势伶俐硬朗，扎实严谨中有灵秀，显示出赢政的独特气质。
中晚期御书凋零
到清代中晚期，国家动荡，皇帝们无心游戏翰墨，他们的书画活动带有了遵循祖训家法的意味。嘉庆的书法学唐代的欧阳询，横平竖直、圆中见方，但线条拘谨、凝滞，虽有金黄笺纸的装饰，也难见神采。嘉道以后的帝后书法也没有鲜明的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的书画作品。这位专横跋扈的皇太后喜好有些两极：柔美的花卉和威猛的擘窠大字。慈禧曾诏令女画师缪嘉蕙、阮玉芬入宫陪其习书作画，甚至留下不少作品。慈禧50多岁时喜画梅花，60多岁时多画鱼和牡丹，晚年喜画不老松。这些题材能反映出慈禧心境的变化，笔法也是明显的女人之作。
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有专家认为，溥仪笔下御书有一种凋零的凄美，是晚清末世的真实写照。
清代帝王都有代笔人
清代帝后的书画作品常有代笔，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顺治帝的代笔人是戴明悦；康熙帝的代笔人是蒋庭熙；康熙皇帝在政务繁忙时，多由张得天、钱维城代笔。慈禧皇太后的“枪手”就更多了，除了清末著名才女缪素筠，还有王韶、阮玉芬和屈兆麟等人，屈兆麟常为其画松、鹤、灵芝和蝙蝠。
帝后书画有个重要的功能是赏赐功臣，每年元旦、春节都会集中赏赐一批书画。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事必躬亲，所以就找代笔作画，皇帝最后签字盖章。
有些帝后书画代笔痕迹相当明显，最典型的莫过于慈禧太后御笔所书的形制巨大的字，看上去笔力雄浑，无论是她的书法功力还是体力都不允许。比如北京博物馆藏的慈禧御笔“福”字和御笔“寿”字。两幅书作均为纸本立轴，都有一人多高，宽度近一米。“福”字是慈禧太后68岁时（1903年）的作品，一个晚年多病的老态妇人，如何提得动如椽大笔写出通高近2米的大字呢？显然是代笔所为。
代笔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传达圣意，他们所写的内容都是帝后授意的，题材落于俗套，书风上更不能随意任性、驰骋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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