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的《钢铁，细菌，枪炮》无疑是叙述人类大历史的一个典范之作，其角度之独特与视角的多样，给这本书带来了很强的可读性与趣味性，与后来的尤瓦尔•赫拉利所写《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书不同于许多历史书一般或以国家或以人种的为区别方式而主要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架构来叙述人类历史，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十分广泛，交合了人文社科与自然学科，纵横相间，构成了一张巨大的平面，在这个平面内，我们看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子。

  书中最后也有就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辨析，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五个字，重点在于决定，这是一个说的比较死的词语，也就是回旋的解释空间不大，其实对于许多人文学科而言其科学性受到很大质疑就是因为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研究的问题和所得到的解释，其主观性特别大，往上说，就进入哲学层面，可以各执一词，往下说，单纯讨论一个事件，往往在站立场时又会抛却掉其复杂性，所以一般这种结论性的语调都会带有一种强烈的妥协性，例如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他在探讨诸如偶然性与必然性等众多矛盾时，都只是一种折中性质的调和。或是以过程来直接阐述而对其结论却不谈，列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能说出许多理由来说明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但有哪一个是决定性呢。这就是一个程度问题了，因此单纯就个人主观性来说一些东西，可能谁都可以，所以就人文学科而言，其科学性在于如何从已构建的体系中来阐述自己所发掘的东西或探求结论，而且这个结论也不一定是非此即彼，即如上述卡尔和托克维尔虽然其结论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但其本身构建于这个体系。

  当然，就将自然科学引入人文科学并不能说其价值或说其客观性能有多么大一个程度的提升，一方面就自然科学来说本身其也存在混沌领域，人文领域更是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叠加领域之内有些可见的变量，或已知的变量，这无疑将量的概念引入而更好的去把握住程度，因此在谈论主题之前我们有所明确的是这样一个基础与一个架构点。

  回到本书，其基础架构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其架构点主要便是自然科学的生物学与地理学，以此为基础来疏通本书的观点，首先，追溯人类历史发展历程，从最初的非洲到亚欧大陆，再到澳洲与美洲，这是人类一个最初的扩张，但这种扩张是一种生物性的，不是如后来的文明扩张等社会性行为，文明的曙光出现在新月沃地，也就是两河流域，一个文明的发展最初是要以农业为立身之本，哪个文明率先掌握了粮食大产量的生产，就获得了文明发展的先机，从这个条件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存在的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定居生产的种植业，另一种是漂泊的采集捕猎方式，以前我们经常会认为这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事实是这两种生产方式一直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是谁占主导而已，不论哪个占主导都有其不同的原因，甚至于孰优孰劣，也要关照具体情况而言，我们所说种植业所带来的文明发展的基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为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发展的必然但却不一定是发生的必然，这个或许就牵扯到更多，例如，金观涛在《悲壮的失落》中提到古埃及种植业农业的发展得益于埃及地区不断扩大的干旱，人口开始大范围向尼罗河集中，并且使得跟多的人定居下来，而地少人多采集捕猎必然满足不了庞大的需求，而人口在一定地域持续增加最终会有更多的交往而形成自组织模式，这样一个组织模式使得更多的人卷入到相互合作中，进而推动该地域人类文明发展。因此可以说古埃及地理环境为文明发展提供了一个先天条件，尼罗河其本身良好的地理环境有着这样一个基础，而干旱这一偶然环境的变化或说是加快了这个进程，当然这是只在单一的因素变化下我们能够知道的必然结果，我们对比美洲同样较为良好的地理环境可知，显然是还有众多的因素。

  其实就上述而言的较为优渥的地理环境说法是不准确的，书中也有所提及，我们所说较为良好的地理环境是以现代的眼光去衡量，且其变量因素单一，如果穿越回公元前数万年我们来看那时人类发展历程，不考虑先入为主的结果带入，我们能否预测到欧洲的发展与非洲的落后呢，我想即使是谢顿也无法预言。可以说这是一个糅合了诸多因素和众多偶然机遇的复杂结构体。我们站在今天历史的制高点上往下看，很自然能够厘清一些脉络，但这些脉络是否本身又有着其必然的轨道或未能发现的条理。

继续将这个架构理出来，新月沃地以其天然优渥的地理环境获得了农业率先发展，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是其发展的保证，也是其他地区缺乏的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上，欧亚大陆的大横向经度跨度和地形气候复杂性使得这些可驯化的动植物能够沿着同一纬度向东西传播，而同时对于非洲和美洲而言，其本身缺乏可驯化的动植物同时，整个大陆又都是沿着经度纵列南北走向，不说动植物难以适应气候，连人的沟通 交流也很成问题，因此其文明的发展便有先天不足，但新月沃地的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却也并没有笑到最后，我们知道今天的两河流域已近变成了世界最不安和动荡的地区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河流域发展受挫呢，这本书分析的是，因为两河流域率先发展，人类在此深耕多年，使得这一地区的环境逐渐恶化，大部分人开始往西部迁徙，使得欧洲成为了后起之秀，这和中国类似，我们知道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古时的黄土高原是世界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因为初期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加剧了生态恶化，文明重心便不断向东方与南方转移，新月沃地和中国都是拿到了文明发展的这张先行车票，而反观同时的非洲和澳洲与美洲，因为没有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发展没有能出现广泛的人类在一定地域进行合作，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到此时为止，世界大体的轮廓或说便已经出现，其主体为欧亚大陆，不管是南岛人的迁徙，还是到后来新航路的开辟，亚欧大陆便已经占据了这个世界的主导，时间往后推移，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凝聚更多人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出现，最终以一种强者的姿态在18世纪两个半球的碰撞中取得优势地位，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一切文明带来的要素，细菌钢铁枪炮，都成为了征服者的有力工具。

工业社会后的内容已无须赘述，因为主要讨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可以说明的是，人类科学技术越发展，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影响对于人类来说就越弱，这种变化恰如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矛盾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回到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也许本质上带有一种宿命论的天定思想，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毫无疑问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以现今人类发展的轨迹来看待，某些要素的缺失就是文明发展的障碍甚至夭折的原因，事物的发展都有着其必然的逻辑，没有不合常理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逻辑就是历史规律，我也曾经想过如果人类文明的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没能发展农业经济，是如，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草原，最终是否游牧文明会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形态，它也可能有它的历史，在也会有它的一套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历史体系和他们研究出的历史规律。

历史进程是螺旋上升的，我们研究具体问题时自然不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不然一切都无从说起，因此历史体系的构建在这上面是有大功效和决定意义的，研究具体问题至少不会跌落进哲学思辨的深渊或做不切实际的工作，世间有因必有果，上溯到无可在上溯的源头，那可能才是整个时空决定意义的起点，但很明显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只强调说人类文明初期发展，地理环境的确是在这段时间内有着决定性作用的，但也不可抹杀人类自身的奋斗与发展，尤其是当人类迈过农业文明的坎后。即使是今天地理环境所带给人类的影响也还是有的，有句话叫，如果你能了解过去的我，那么会理解现在的我，也是契合了对人类文明不断积跬步向前其前后因果相连的写照。